國資委的自我改革是一個緊迫的任務

國資委成立之后，在一張白紙上建立起經營性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以及對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激勵和約束機制這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建設以往是沒有人做過的，所以這大探索實踐非常有價值。

這樣一套制度和政策是一個體系。具體的每一項都有一個不斷完善和改進的問題。比如說，我們的考核怎么才能科學、確，需要根據我們的實踐不斷研究和完善：但是這套體制的綜合效應非常明帝，就是要引導和督促國有企業的經營者把企業做好。如果你的企業經營得非常好對你的評價肯定會高，你的新酬也會漲;如果你沒有把企業做好，對你的評價肯定會低，你的薪酬也會降。其導向性是非常明確的。再加上網資委推動的系列改革和結構調整措施，所以前一階段中國的國有企業經歷了改革脫困以來發展最好的時期，這與體制創新和這一套具休政策有直接的關系。以前一個站都站不住的人，現在居然想邁步前進了，這不但讓人想不到，而且也讓很多人難以接受。當然，正因為國資委從事的工作以前沒有人做過，所以工作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這也是正常的。

總的來看，國資委存在的問題是一個“做過了頭”的問題。該管的管了，不該管的也管了，存在管得過多過細的問題，在這方面企業層面有所反映。這種現象，實際上反映出三個問題。第一，行政性出資人的行為邊界問題。雖然國資委是出資人代表機構，但畢竟是一個行政性機構組成人員是行政官員。這樣一個機構不應介入企業經營性質的活動。第二，政策制定與政策執行適度分開的問題。實際上是裁判員和運動員要適當分開，這對于理順國資委內部的關系有好處。在這方面，重慶市國資委有過實踐把國資委分為前臺和后臺，效果比較好。第三，具體工作需要不斷完善的問題。國資委做的很多工作都是第一次需要根據實踐的檢驗，不斷進行調整和完善。比如說主業管是國資委比較重要的工作之…，事實上也正是在這個方向上和企業摩據較大。從短期來看，企業突出主業、不要過度多元化，這是有好處的;但是從長期來看，企業的發展有個不斷轉型的問題，因為一個企業，尤其是一些百年老店，在發展過程中會根據技術的變化和市場的變化不斷調整自已的業務方向，有些完全是跨行業的，這種結構調整從企業長遠發展角度講是需要的，如果把主業管得很死，就很難適應企業轉型的要求。所以主業管理聞資委是不應該做的，因為企業對主業的選擇，是基于技術發展和市場變化的判斷，這種判斷不是行政性出資人可以準確把握的.

我們所做過的工作，都有一個不斷完善和調整的問題有些事以前做了可能效果不好，有些工作可能不該做，這些都需要研究。在這種情況下，國資委自身的改革就非常緊迫，需要根據中央的要求、企業的反映、實踐的效果對自身的職能、政策和前一段的工作進行徹底的梳理。該堅持的要堅持，該放棄的要放棄，該改進的要改進，要不然工作會越來越被動。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有這樣一段話影響很大：“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這句話顯然是指國資委管得過多和過細的問題。但是這句話目前大家的理解并不完整，大家只注意了“管資本”這三個字，沒有注意“為主兩個字。實際上管資本是改革的最終目標，而且要在企業整體上市之后。國有企業是背著一大堆問題進入市場的體制有問題、機制有問題、結構有問題、社會負擔有問題職工觀念也有問題。這些問題完全靠企業自己解決不了政府或者出資人必須上手，幫助企業推動改革。

前些年為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各級政府累得脫了層皮：當年在企業很困難的時候，“管資本”顯然還是個非常遙遠的事情。那個時候國有資產遠遠不是“資本國有資產的配置效率非常低，很多國有資產的配置結構是扭曲的，國有資產上附著過多的社會負擔和冗員，很多國有資產實際上處于虧損狀態。其實“管資本”并不難，難在把資產變成資本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本身就是改革和結構調整的過程。前一段時間，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任務是推進改革、調察結構、解決回題，然后通過國有企業的整體上市，逐步把國有資產變成國有資本。經過前些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在減少，但是并沒有解決完。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到純粹可以“管資本”的階段上。所以，三中全會文件里說以“管資本為主”。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有資產出資人的職能不能過于單一，除管好資本之外，還需要推進改革、調整結構、解決問題誰護穩定。出資人職能過于單一對改革的推進不利。

對于今后的國資管理體制框架，各個方面研究較多的是兩層或者是三層結構。實際上這不是關鍵，關鍵是定位要準。如果定位不準，兩層可能出問題，三層一樣會出問題。所以從目前來講，國資委的自我改革是最重要的。既不能越位，管得太多;同時也不能理想化，什么都不管現在一些地方準備搞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投資公司，搭建三層結構。這當然是可以的，但中間層次一定要依托優勢大企業去搞，盡量不要人為搭建，人為搭建有的時候效果很難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