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心最耗電耗水的環節，為了減少這部分能耗，很多數據中心都選擇建設在環境較為涼爽的地區。位于比利時的谷歌數據中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今年召開的第二屆數據中心效率高層研討會上。谷歌提出了全新的數據中心冷卻理念，提出“減少冷卻設備是數據中心的終極目標”。未來，谷歌希望建立一個沒有任何冷卻裝置的數據中心。當然，這還是一個未知的領域。

在散熱上，我國三大“火爐”之一重慶表現更為糟糕。但是這兩個城市值得慶幸的地方就是坐落于長江流域，水資源充裕。

實際上，成都真正意義上的劣勢是寬帶成本過高。王建波告訴《互聯網周刊》記者，“東西部帶寬資費的差距之大簡直令人咋舌！成都帶寬成本幾乎是東部地區的30倍。成都云計算一年要繳納300多萬元的光纖使用金，而曙光公司（成都云計算重要合作伙伴）在無錫的數據中心每年只要十幾萬就搞定了，帶寬成本過高嚴重束縛了企業的發展。”

成都的寬帶費用之所以這么高，一方面是因為山區鋪設成本高，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周邊地區人口稀少，運營商鋪設光纖的投資回報率較低。

為此，成都政府曾多次與中國電信協商，但是對方的回復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對不起，這是發改委定的價格。”

對此，王建波呼吁，希望國家開放電信業務，降低寬帶價格，出臺一些優惠政策，從實際意義上扶持西部信息產業的發展。

重慶

與同處四川地區的成都相比，重慶在自然條件和能源分布上與成都相差不遠。但作為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重慶的政治優勢可謂得天獨厚。重慶可以申請到各種國家優惠政策，中央政府的扶持程度是西部其他城市難以望其項背的。

今年1月，重慶市政府在該市“兩會”期間首次提出，將重慶建成國內最大的云計算中心。其計劃可謂宏大，直指“全球數據開發和處理中心”：最終做成上百萬臺服務器、產值上千億美元規模的“云計算”基地。提出這一計劃后僅僅過了兩個多月，4月6日，被稱為中國最大的云計算實驗區——兩江國際云計算中心，便在重慶兩江新區開建。

公開資料顯示，兩江國際云計算中心總建筑面積207萬平方米，總投資400億元，建設規劃期為5年，最終達到千億級規模。其核心區規劃了占地約為3平方公里的符合國際標準的數據機房。

這種神奇的建設速度得益于重慶市政府得天獨厚的政治優勢。重慶之所以敢于在云計算上大手筆投入，是因為已獲得國家相關部委的認可。重慶市經信委主任沐華平表示，因為兩江新區的先行先試權，中央政府給了重慶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受惠于這些優惠政策，已經有思科、惠普等多家國際IT巨頭被吸引而來。

重慶的劣勢與鄂爾多斯相似，即信息產業基礎薄弱。過去，重慶主要將機械工業等重工業做為支柱產業，在機器制造等第二產業上具有傳統優勢，電子科技方面則遠不如成都發達。因此只能走吸引外企入駐的道路來避開無法自產數據信息的障礙。而考慮到數據的安全因素，國家總體政策上并不傾向于外企做政府云計算。

“大躍進”心態比缺位監管更可怕

實際上，東部建成的很多數據中心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浪費。由于云計算勢頭強勁，企業為搶占先機一擁而上，往往有一個應用就弄一個服務器，是個企業就要搞一個數據中心。“這就是重復投資啊，很多數據中心的利用率都不到10%。”北京大學信息化與信息管理研究中心秘書長、北京大學CIO班教務辦公室主任姚樂認為，企業各自為戰、分散布局是云計算發展上的一個問題，隨著數據中心的猛增，這個問題也會越來越突出。

如果云計算企業一味追求經濟利益，不考慮節能低碳和百姓民生，會給城市帶來巨大的負擔，最終積重難返，釀成城市發展中的災難。當企業缺乏節能減排的自覺意識時，政府沒有理由缺位監管，聽之任之。

云計算亂象至此，只能由政府出面，從國家層面統籌規劃，出臺規范云計算基礎設施的政策，來達到節能減排，維護居民用電的目的。例如，在東部限制數據中心的建設規模和用電量，禁止不必要的重復建設；或者在西部引導統一建設數據中心園區，優化資源配置，加強企業之間的數據中心共享與合作。

姚樂認為，云計算意味著基礎設施的集約化和規模化，應用平臺的社會化和專業化以及應用的簡單化和多樣化。

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