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月，一連四日。

國家計委、經委、水利電力部在北京共同召開“加快電力發(fā)展與改革座談會”。這是歷史上管電的三個最重要的部門，分環(huán)節(jié)負責電力行業(yè)的規(guī)劃、投資、建設、運行等。

坐在主席臺的部委領導告訴臺下30個省(自治區(qū)、市)的廳局長們，電力體制改革要啟動了，要用改革的方法緩和電力供應問題，他們將會擁有更多的資金、更大的權力，也將背負更多的責任。

經過此前數(shù)年集資辦電的試驗，動及體制的改革已決意邁出。從更大的視野看，這個同家早已開啟了變革的步伐，電力體制改革只是時代宏大敘述的一環(huán)。

一個月前的8月份，國務院在北戴河召開了數(shù)次會議，希望在五年之內把電力的供應緊張基本緩和下來。解決缺電問題，始終是上世紀年代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數(shù)次會議之后，形成了幾個路輕，一是劃定電力基數(shù)，中央給各省市的電量就只有這么多，地方要用電要發(fā)展，只有靠本省規(guī)劃。按照此后的說法，這是省為實體，自己對自己負責。

提出這些思路的是國家計委副主任黃毅誠，他的另一個身份是電力工業(yè)體制改革小組組長。

為了推動電力行業(yè)發(fā)展與改革，中央1986年批準成立了電力工業(yè)體制改革工作小組，這是公開信息可見的電力行業(yè)首個體制改革議事機構，第一輪真正意義上的電力體制改革由這個機構開始推動。 

地方承擔更多責任，在當時看來是唯一能解決日漸嚴重的“電荒”的方法--中央錢少了，地方錢多了，地方也要分擔辦電的職責。這一條思路在此后幾十年左右了中國電力工業(yè)的走向。

20世紀80年代，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實行了各種形式的財政地方承包制，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開始“分灶吃飯”。財政包干增加了地方政府擴大收入的動力，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fā)展。由于分級承包，地方的財政收入逐年遞增，而中央財政則日漸捉襟見肘。

在當時，比較理想的分配是這樣的：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歸中央，三分之一歸地方，還有三分之一歸企業(yè)。但是中央的財政收入已經達不到三分之一了。在北戴河會議上，有人提出,1987年已經下降到20%。

中央的錢少了，分給水電部用于辦電的自然沒法滿尾電力建設需要。但是，在中央各個專業(yè)部委中，水電部的投資已經是最大的了，一年的投資就是9億元。而其他一些部門，比如機械部、電子部、輕工業(yè)部等，一年的投資也就是兩到三個億。

但是這依然能滿足快速增長的投資需求。在北戴河會議上，水電部和計委還在努力跟財政部談，因為當年各個部的投資都在下降，電力部門認為核照當時形勢電力投資不能下降，反而應該增加，但財政部表示無能為力，沒有同意，因為“中央一級財政沒錢”，“沒錢什么事也別想辦”。

在此前的職權劃分中，辦電是中央主導的事項。經濟不斷增長，電力需求持續(xù)旺盛，辦電的資金卻不能同步增長，電力緊張蔓延，部長家里被停電已不鮮見。

當時全國都步入缺電當中,1980年全國缺電400億千瓦時，到了1986年擴大到700億千瓦時，這一數(shù)字比當年所有農村地區(qū)總用電量還要高120億千瓦時.

因為缺電，當年黑龍江用電大戶在枯水期被迫停產3--5個月，大慶油田130臺注水泵，冬天要停60臺，完不成注水任務，以致影響了全國石油產量。強勢的石油部門因此很惱火，“有些意見”。

新興的經濟省份廣東則缺電160萬千瓦，這一年就影響產值250億元，在全國，這一數(shù)字達到千億之多。珠三角地區(qū)很多企業(yè)建成后由于缺電而沒法投產，建成之日就是停產之日，有些項日投產儀式由于有領導參加就實施臨時供電，領導一走，工廠接著就停產，所以有的地方出現(xiàn)兩次投產，地方和企業(yè)焦急又無奈。

原能源部總工程師、電力規(guī)劃專家周小謙說，當時的情況是用電設備容量增長速度太大了，遠高于發(fā)電裝機增長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