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北京、廣州兩大電力交易中心的掛牌，預期電力直接交易也將獲得更進一步的推進。而作為新能源之一的光伏發電企業，可能也不得不主動或者被動的為此早做準備。

實際上，早在去年，出于緩解“棄光”之困，甘肅就已經組織了新能源企業參與大用戶直購電交易。

基于現有形勢看，不論是基于政策層面的傾向還是“限電”背景下的無奈之舉，光伏企業參與電力直接交易，也是大勢所趨。

不過，就新近出臺的兩大電力交易中心的定位來看，現有的電力交易仍然屬于部分管控中的交易，這也意味著其并不能完全實現自由交易。換句話說，不論是大到某一個省,還是小到某一個企業，即便其有通過降低電價讓利來實現多發電的意圖，但如果電網輸送條件不能配合，也很難達成交易。

對于光伏發電企業而言電力交易，受這種半市場化的交易影響最大的，可能是哪些電站過于集中在某個地區的企業，如果當地的電網條件受到限制，那么這類企業就很難規避風險。而那些電站項目多點布局的企業則可以通過“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來分散風險，對此類企業來說，即便一個地方的電網條件受限，但起碼還存在著“東方不亮西方亮”的可能。

事實上，在光伏電站項目的布局上，與此前通過各種戰略協議等方式鎖定某一個地方不同，一些企業已經開始嘗試“多點開花”的方式來投資光伏電站。

電力交易大幕拉開

作為近幾年國內光伏電站投資增長較快的地區之一，甘肅早在2015年就通過組織光伏企業參與大用戶直購電。

資料顯示，在甘肅省組織的第一次新能源企業參與的大用戶直購電中，共有甘肅省65家風電場和97家光伏電站參加，總裝機容量共1469萬千瓦。而與之不相稱的是，在供求方面，甘肅省發改委啟動新能源企業的大用戶電量交易電量僅62750萬千瓦時，供大于求的形勢，使得競爭異常激烈。

盡管對于甘肅推出的光伏電站參與大用戶直購電交易也伴有爭議聲，但就現有的可供選擇的條件來看，不論是基于政策層面的傾向還是“限電”背景下的無奈之舉，光伏企業參與電力直接交易，也是大勢所趨。

在此次兩大電力交易中心的組建中，對其職能的表述之一，就是開展市場化跨區跨省交易，促進清潔能源大范圍消納。

與之相對應的是，在此前出臺的電力體制改革的一系列配套文件中，也提出在確保規劃內的可再生能源優先發電的同時，鼓勵可再生能源參與電力市場，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納能力。

而就企業層面看，在限電已經是既成事實且基本無解的大環境下，與其被動抱怨等待，可能不如通過參與大用戶直購電的方式來得更實在。畢竟，多發一點就少損失一點。

作為參與甘肅大用戶直購電的企業之一，國電電力甘肅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就表示，該公司與中國鋁業蘭州分公司自備電廠簽訂交易電量415萬千瓦時，預計本年利潤總額增加134萬元。

“多點布局”更具優勢

國內光伏企業在“路條”的獲取方面大體上延續了兩種做法，一是通過簽訂戰略協議的方式，集中獲取某一個地區的項目資源，另外則是采取多點開花的形式。

在電力直接交易的背景下，后一種方式無疑更有利。

無論是電力體制改革的配套文件，還是此次兩大電力交易中心的組建方案，均顯示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的電力交易市場只能是一個半開放的市場。更直接的說，這意味著，不論是大到某一個省，還是小到某一個企業，即便其有通過降低電價讓利來實現多發電的意圖，但如果電網輸送條件不能配合，也很難達成交易。

以甘肅省此前下發的《2016年電力用戶與發電企業直接交易實施細則》為例，其明確規定，只有全省范圍內發電出力不受網架和時段限制的光伏企業，才能參與大用戶直購電交易。

這種市場特性意味著，光伏企業能否成功的進行電力交易，仍然要受到電網的限制和制約。只有在不受這種限制的情況下電力交易，才能夠發揮價格手段，以價補量。

在這種市場下，對于那些光伏電站過于集中在某一個地區的企業，如果當地的電網條件受到限制，也就很難做到通過“不把雞蛋裝在一個籃子里”的方式來分散風險。而對于那些電站項目多點布局的企業，即便一個地方的電網條件受限，但起碼還存在著“東方不亮西方亮”的可能。

資料則顯示，在光伏電站項目的布局上，與此前通過各種戰略協議等方式鎖定某一個地方不同，一些企業已經開始嘗試“多點開花”的方式來投資光伏電站。

以A股光伏龍頭東方日升為例，其在建、持有運營的光伏電站，就分布于國內多個省份，包括浙江、江蘇、山東、湖北、河南、陜西、內蒙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