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那么針對科學技術的“山寨”、盜版，就是生產力發展道路上必須移除的“絆腳石”。

事實上，自從有了技術創新，這塊“絆腳石”始終如影隨形。為保障創新者的權益不受侵害，進而調動更多技術創新者的積極性，17世紀便產生了專利制度。經濟史學家研究認為，英國之所以能夠引領第一次工業革命并成為“日不落帝國”，正是因為其相對于其他國家較早、較完備地建立了產權保護制度。此后德國、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崛起，都與產權制度的建立和不斷完善有直接因果關系。

我國知識產權、專利等保護制度經過多年發展，也已取得可喜進展。隨著相關制度的不斷完善，我國專利申請數量逐年攀高。2017年，我國發明專利申請量快速上升至138.2萬件，已連續七年居世界首位。如何保護好每年超百萬件專利發明者的合法權益，顯然不是一件易事。

雖然至今歐美等發達國家“侵權”的案例也并不少見，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些國家對于知識產權、專利等創新成果的保護水平，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在產權保護意識方面，更是遠遠領先于發展中國家。

雖然專利保護工作日益精進，但我國的專利產品頻遭盜版，企業自主知識產權屢遭侵犯，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其中能源裝備行業一直是“重災區”。有的侵權企業急于變現，未經同意就將他人的產品拿來改裝、仿制，堂而皇之拿到市場銷售;有的研發工作淺嘗輒止，遇到問題首先想到“偷師”同行，模仿總比原創來得輕松;還有企業竟在新技術鑒定會現場，遇到同期參與鑒定的同行急切“偷”技術，導致涉密資料被帶出會場，重要信息遭遇外泄。

究其根源，一方面是僥幸心理在作祟。能源裝備屬技術密集型行業，相較于其他專利產品，其研發投入大、時間長，特別是某些核心專利，從實驗室走向市場，動輒耗時幾年、十幾年。相比之下，“拿來主義”無疑是種“捷徑”，對侵權企業誘惑極大。

另一方面，侵權成本偏低、維權成本過高讓侵權行為“壯了膽子”“鉆了空子”。雖然有實力雄厚的企業，投入大量人力財力憤然抗爭，但也存在“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困境。例如，一些大型能源企業用于申請保護專利、外部咨詢等方面的資金，甚至與專利本身授權、轉讓的收益相當。而資金不足的中小型企業則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因擔心得不償失而只能被迫放棄維權。

國外實踐表明，重罰是遏止侵權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手段，而這正是我國專利保護的“短板”。例如，美國知識產權法規強調加重懲罰性賠償，侵權者最終支付的損害賠償可以提升至初始數額的3倍;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損害賠償金不能少于侵權方使用該知識產權的總費用。始于2011年的蘋果、三星“專利戰”便是“重典治侵權”的經典案例之一。2018年5月，歷經7年馬拉松式的訴訟，法院最終裁決三星侵權，并向蘋果支付3.99億美元賠償金。在此基礎之上，三星還需向蘋果賠付1.4億美元，作為補償性賠償金。

除此之外，企業自己也要裝好“防盜門”和“電子眼”。例如，有的企業在遭遇侵權后，才想起設立知識產權部門;有的企業雖然設置了維權部門，卻并無維權手段，形同虛設。

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能源裝備已成為帶動我國產業升級的新增長點。嚴格知識產權保護，需要法律法規的健全、企業自我保護能力的提升。我們相信，隨著這些工作的日益完善，專利“要不來、買不來”卻可以“抄得來、偷得來”的怪誕現象會越來越少，“自主創新不用偷，防范到位偷不成，懲罰嚴厲不敢偷”會成為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