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的政府補貼政策是否真正促進了新能源行業的健康發展？政府對新能源行業補貼存在的必要性在政府部門和學術界得到了普遍認同，例如奧巴馬政府將其視為新的經濟增長點，雖然已有的研究從市場失靈的角度分析了對新能源行業進行補貼的必要性，但目前對于新能源行業政府補貼政策的有效性還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要想在這一問題上有進一步的認識，需要從微觀層面上進行深入探討。在所有的新能源當中，太陽能光伏行業的發展最為迅速，截至2012年底，全球光伏新增裝機容量達到31gw，累計達到98.5gw，在政策的驅動下，這種增長的波動幅度很大。

　　從中國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自2006年開始生效，該法為可再生能源發展提供了稅收優惠、財政補貼、貸款貼息等優惠政策，并安排資金來支持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的科學技術研究，以降低可再生能源產品的生產成本。2007年后多晶硅價格的暴跌激發了各地對新能源產業的投資熱情，在地方政府的稅收、補貼以及土地等優惠措施和銀行貸政策的支持下，中國太陽能光伏行業的產能發生了爆炸式增長。2012年中國多晶硅的產能為15.8萬mt，產量為6.9萬mt，分別占全球的43%和32%，光伏組件產能為37gw，產量為22gw，占全球的54%。供給嚴重過剩導致光伏組件價格持續下跌，僅2012年就從年初的0.9美元/瓦下跌至年底0.65美元瓦，企業利潤被嚴重壓縮，出現破產危機。

　　中國最大的太陽能企業無錫尚德太陽能電力有限公司在2013年3月申請破產，光伏企業的大量破產引發了人們對光伏產業政策的質疑。就目前的情形來看，中國光伏產業的規模已經是世界第一，但其發電的價格仍高于傳統能源，技術進步對于進一步降低光伏產業的發電成本至關重要。因此，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引導企業進行研發投資，提高企業的技術水平，從而提高太陽能光伏發電的競爭力。本文從政府的研發補貼與企業的研發投資這一視角來分析政府補貼的效果，對于政府制定有效的補貼政策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國內外研究綜述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表明：技術進步和知識積累是決定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研究與開發（r&d）則是技術和知識的主要源泉。有關r&d政策的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形成了一股熱潮，而在能源領域方面的r&d政策也引起了重視。這種重視開始于可再生能源和低碳化石燃料能源被研發成功的時候，這些技術在面對未來能源供給和環境問題時很可能起關鍵性的作用。技術和知識具有公共物品的溢出特性，如果市場能運行良好，技術創新的收益能被從事r&d活動的經濟主體全部獲得，那么有關研發投資的決策就可以完全交給企業家、企業以及金融市場來完成；但由于技術創新具有正的外部性，這種正向溢出效應使得技術創新的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之間存在一個模子。研發主體不能完全獨占r&d活動的收益，使得r&d活動的私人收益低于其社會收益，因此r&d活動就會出現投入不足的問題。

　　面對私人研發投入的不足，政府需要運用公共政策來矯正這種不足，以達到社會最優的研發投入水平。對私人研發活動進行直接或間接補貼是政府通行的做法，但政府的研發補貼政策究竟對企業研發投資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已有的研究在不同的加總水平上得出的結論并不完全一致。運用北京市海淀區1995年813個高科技企業樣本，研究發現政府r&d對私人r&d有顯著的正向作用。marcusand howard研究了日本和韓國的產業政策，認為并沒有證據表明有選擇性的r&d補貼活動對全國或產業的生產率產生顯著影響。朱平芳和徐偉民以上海市政府的科技激勵政策為案例，通過面板數據的估計，得出直接撥款資助與稅收減免政策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作用的結論。安同良等認為，研究中國企業r&d行為，除了分析企業間的r&d博弈與專利競賽，還應當考察國家科技政策制定部門與企業之間的資助與被資助博弈。企業在申請r&d補貼時的信號傳遞和逆向選擇行為更應引起高度關注，因為企業的這種策略性行為將極大地削弱r&d補貼的激勵效應，而目前的研究在此環節仍然非常薄弱。

　　雖然政府對企業研發投資的補貼方式有很多，例如直接補助、稅收抵免以及所得稅減免等，但主要分為直接補貼和間接補貼。直接補貼可以減輕企業研發的融資約束，而間接補貼如稅收支持能降低企業r&d活動的邊際成本，而且這種補貼給予企業選擇如何進行研發投資項目的權利，是一種市場導向的反應，間接補貼更易于操作并且可以減少游說家和政客的影響，有利于利用市場機制來挑選好的項目。企業的r&d投資活動經常會面臨融資約束，政府對企業研發活動補助的穩定性和持久性會影響企業的研發投資。browneta1以美國的上市公司為樣本，認為新成立不久的高科技行業的公司幾乎全部都是通過內部和外部股權（例如現金流和公開發行股票）來為研發活動進行融資，并且利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對企業的r&d支出進行估計，得出的結論是美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研發支出的波動大部分都可以由新成立的高科技公司的現金流和新股發行來解釋。

　　雖然政府公共投入有助于解決研發活動中的市場失靈，但事前并不清楚政府公共資助是否是促進私人企業研發支出的有效方法。從理論上講，政府研發補貼政策有可能對企業研發行為產生替代效應和激勵效應兩種不同的效果，如果兩者之間總體上呈替代關系，那么政府增加研發補貼就會對企業r&d投入產生“擠出”效應，否則政府增加研發補貼會吸引企業進行更多的r&d投入。因此，研究政府的研發補貼對光伏企業研發投資的影響對于進一步認識政府補貼政策的效果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數據來源與變量選取

　　本文選取了同花順軟件太陽能光伏概念股中所有的上市公司，并從ccer經濟金融數據庫中下載了這些公司2007-2011年的財務數據。本文在收集的樣本公司中剔除了只有一年數據的樣本，剔除了連續三年都被st處理的公司－另外，子工收集了這些上市公司的年度財務報表附注中的“營業外收入”這一會計科目下的政府補助金額，根據補貼的來源和補貼的用途從“政府補助明細”中收集了政府對企業研發給予的補貼。對于企業研發投資的數據，存在同樣的問題，ccer數據庫中的“開發支出”科目中數據基本為零，考慮到大部分的企業在其年度財務報表的“管理費用”“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的明細科目下對企業的研發支出進行了披露，因此本文收集了這兩個科目下的數據作為公司研發支出的數據。

　　上市公司財務報表中公布的政府補助中包括政府給企業的技改補助、專利補助、科技經費、貼息補助、稅收返還、各種扶持基金和專項基金等。從表1中可以看出光伏行業的上市公司補貼的覆蓋面很高，從2007年的93.6%上升至2011年的100%，從2009年開始，在樣本中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受到了政府的補貼。此外，政府補貼占公司的利潤總額的比例的基本趨勢是逐年增加的，從2007年的3.69%增加至2011年的43.40%，政府補貼構成了企業利潤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部分，說明企業的利潤嚴重依賴于政府的補貼，企業的盈利能力比較差。這主要是由于那兩年國內光伏行業產能迅速增加，而國內的需求較少，只能依賴出口，為了處理過剩的產能，各光伏企業之間競爭激烈，價格被壓得非常低，雖然每年的銷售量在增加，但是每單位產品的利潤非常低，甚至出現虧損。此外，美國和歐盟相繼對中國出口的太陽能面板征收反傾銷、反補貼稅，使得光伏產品的外國外市場的需求大幅下降，而國內市場的需求沒有發展起來，光伏企業的產品大量滯銷，造成光伏企業大量的債務違約，企業生存艱難，只能求助于政府給予補貼，這使得企業對政府的補貼產生很大的依賴。

　　表1 太陽能光伏行業上市公司補貼收入覆蓋面分析

　　圖1左側顯示的是2007-2011年樣本企業加總的總補貼金額和加總的研發補貼的金額以及非研發補貼的金額和加總的研發支出，從圖中可以看出總補貼、非研發類的補貼和研發補貼的金額每年都在增加，非研發補貼與總補貼有相同的變化趨勢，而研發補貼的增長相對于總補貼和非研發補貼來說，其變化比較平穩。總的研發支出在2008年出現了下降，2008年樣本企業總的研發支出下降到26684.19萬元，之后又慢慢上升，雖然研發支出在增加，但是從整個行業來看，研發的強度（以研發支出主營業務收入來衡量）并不高，2007-2011年整個行業的研發強度分別為0.85%、0.28%、0.83%、1.05%、1.32%，研發強度的基本趨勢是上升的，但是2008年的研發強度出現了很大的下降，從數據上來看，2008年與2007年的主營業務收入相比增長了18.6%，但是2008年的研發支出從2007年的67102.42萬元下降至2008年的26684.19萬元，下降了60.2%，所以2008年研發強度的下降主要是由于2008年研發支出的下降造成的，總的研發支出下降的原因可能是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使得企業對市場的前景并不看好，不敢在研發方面投入太多的資金，削減了公司的研發支出。

　　2011年光伏企業頻繁受到歐盟和美國的雙反調查，它們對中國出口的光伏產品征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企業的銷售出現問題，一些企業處于破產的邊緣。而政府出于就業等各種考慮對這些上市公司進行救助，大部分的補貼被用來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因此研發支出并沒有同比例地增加，雖然每年樣本企業的數量都在變動，但從圖1左側和右側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平均意義上的政府補貼與企業的研發支出都與總的補貼和研發支出有相同的變化趨勢和變化規律。

　　三、計量模型與實證分析結果

　　企業的研發投資決策會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企業的產權性質會影響研發投入，產權性質不同的企業會面臨不同的激勵、約束以及風險，這進而會影響企業對研發活動的投資。企業規模的大小也會影響企業的研發決策，schum peter認為大企業相對于小企業而言在規模經濟、風險分擔以及融資渠道等方面有更多的優勢，因而比小企業有更強的創新能力，并且他還認為企業的研發活動需要持續的利潤來支持，因此具有壟斷地位的企業在創新方面的能力更強。另外，企業進行研發決策時會考慮政府的研發補貼政策，政府對研發活動的直接補貼減弱了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如果企業的研發活動在面臨現金流的約束時，原有的研發計劃就可能被擱置。企業的無形資產存量也會對企業的研發決策產生影響，企業積累的無形資產越多，企業的研發的基礎越好，則企業可能會傾向于研發投資。公司的股東和債權人具有不同的研發投資傾向，股東可以享受由于研發帶來的收益，而企業的債權人僅僅按照事先的約定還本付息，因此無法分享由于研發而帶來的收益，債權人對于企業貸款的使用用途常常附帶了許多限制性的條款，以避免貸款資金被用于企業的研發投資，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會影響企業的研發投資。綜上考慮，為了研究政府的研發補貼對企業研發投資的影響，現從兩個方面對政府研發補貼政策進行研究：一個方面是研究政府的研發補貼對企業參與研發概率的影響；另一個方面是研發補貼對企業研發支出大小的影響。參考已有的文獻，設立如下模型來檢驗政府對企業研發投資的補貼政策對企業研發投資行為的影響。

　　政府研發補貼對光伏企業參與研發概率的影響：

　　政府研發補貼對光伏企業研發投資支出的影響：

　　在上述的兩個模型當中，dumrd為企業研發投入的虛擬變量，如果企業在當年進行了研發投資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dumrdsub為企業是否收到政府研發補貼的虛擬變量，如果企業在當年收到了來自政府的研發補貼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fina1contro1表示企業的最終控制人類型，如果企業的最終控制人類型為國有企業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lntasset表示企業的規模，以企業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表示；manager為高管持股比例；cashf1ow為企業的現金流量，用企業的凈利潤表示，leverage為企業的財務杠桿，用企業的總負債總資產表示；cfstock表示企業年初的現金存量；lnintangib1e表示企業無形資產的自然對數值；i為個體固定效應，代表不隨時間而變的個體特征的影響；vt為時間固定效應，代表不隨個體而變的宏觀經濟沖擊的影響。

　　表2顯示的是上述兩個模型中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數據。從表2中可以看出dumrd的均值為0.690392，dumrdsub的均值為0.854093，說明在樣本企業中有69%的企業進行了研發投資，有85.4%的樣本企業受到了政府的研發補貼，非國有企業的占比約為55.2%，高管人員持股的平均比例為3.94%，樣本公司財務杠桿的均值約為43.3%。

　　對第一個模型使用probit估計，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表3中的第一列是沒有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第二列是加入控制變量后的回歸結果。從第一列可知，企業獲得研發補貼與企業進行研發投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正相關，即使在控制了企業規模、高管持股、企業現金流、企業財務杠桿等因素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仍然正相關，企業獲得研發補貼對企業參與研發投資的概率有正向的影響。考慮到政府補貼政策實施可能存在樣本選擇的問題，這里采用了heckman的樣本選擇模型，第一步從政府r&d補貼的選擇模型中估計出反映樣本選擇偏差的逆米爾斯比率imr（inverse mi11's ratio），在第二步的回歸模型中加入imr來控制樣本選擇偏差，imr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樣本選擇的問題的確產生了影響。從第三列的回歸結果來看，雖然dumrdsub的回歸系數從0.637下降為0.590，但依然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即使控制了樣本選擇偏差，政府對研發活動進行補貼仍然能提高企業參與研發投資的平均概率。

　　另外，從表3中可以看出：在光伏行業，企業的最終控制人類型、企業的規模以及高管持股的比例對企業進行研發可能性大小的影響并不顯著，而企業的杠桿對企業研發的可能性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即企業的負債占企業資產的比率越高，企業越傾向于不進行研發活動。這可能是由于企業的負債越多，越難從外部融資來支持企業的研發活動，所以企業進行研發的可能性也越低。

　　表4顯示的是第二個模型的回歸結果，第一列為昆合ols回歸結果，第二列為固定效應回歸結果，第二列為隨機效應回歸結果－hausman檢驗的p值為0.0523，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不能拒絕固定效應回歸結果與隨機效應回歸結果有系統性的偏差，因此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可以認為隨機效用模型是恰當的。由于加入年度虛擬變量后與模型中的fina1contro1（企業最終控制人類型）構成了共線性，所以在回歸中沒有控制時間效應。混合回歸時，企業研發支出對政府研發補貼的彈性為0.361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考慮到企業的個體效應之后，彈性從0.361下降到0.297并且在1%的水平上依然顯著，說明政府對企業的研發補貼從平均意義上看能激勵企業進行研發投資，政府的研發補貼提高一個百分點，平均而言企業的研發投資提高0.297個百分點。但是考慮到2007-2011年間，平均的研發補貼占企業平均的研發支出的比率在18.8%至62%之間，研發補貼是企業研發投資的重要的組成部分，政府直接的研發補貼對企業研發投資的激勵作用并不是很強。

　　企業的規模（lntasset）對研發支出的影響為正但是在統計上并不顯著，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目前國內光伏行業真正做研發的企業并不多，國內光伏行業的技術含量水平并不高，大部分企業都是從國外進口原材料和設備，在國內利用廉價的勞動力進行組裝，然后再銷往國外市場。無論是小企業還是大企業，都缺乏核心技術，而這些技術基本上被美國、歐盟和日本所控制，而在近幾年，由于歐盟太陽能光伏市場的擴張，通過加工組裝太陽能面板國內企業也能獲得相當可觀的利潤，企業的研發投入的激勵更低，因而企業的研發投入跟企業的規模關系不大。從回歸的結果來看，政府研發補貼對企業的研發投資的彈性較小，約為0.3，而從表2中可知，企業研發投資對數的平均值比企業所收到的補貼的對數的平均值還要低，說明政府研發補貼的激勵作用非常有限，主要原因可能是采取了事前進行直接補貼的方式，對企業的研發投資產生了擠出作用。較低的研發補貼彈性以及政府總補貼中研發補貼占比較低共同作用的結果是政府對光伏行業研發活動的激勵作用很小－另外，在實際操作當中可能也違反了只對“新的生產活動”提供激勵的原則，而選擇性地補貼那些經營較好或者經營較差的企業，從而使得研發補貼的效果很小。總而言之，光伏行業的研發補貼政策并沒有很好地引導光伏企業進行研發投資，行業整體的創新能力不足。

　　四、結論與建議

　　考慮到政府的研發補貼具有激勵效應和擠出效應，政府研發補貼對企業研發投資的影響是不確定的，本文通過收集在滬深兩市上市的國內光伏行業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微觀數據，實證分析發現政府對光伏企業的研發活動進行補貼可以提高整個光伏行業企業參與研發投資的平均概率，政府對光伏行業企業研發活動的補貼平均來看能激勵企業進行研發投資，即光伏行業政府的研發補貼對光伏企業的研發投資總體上具有激勵作用而非替代作用，但這種激勵作用非常有限。從數值上來看，企業研發投資對政府研發補貼的彈性為0.297，即政府的研發補貼上升一個百分點，平均而言企業的研發支出將會增加0.297個百分點，較低的政府研發補貼占比和較低的研發補貼彈性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企業的研發投入水平較低。

　　如何有效地利用政府補貼從而提高企業的技術水平？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考慮：首先，提高研發補貼在總補貼中的比重，在總補貼金額不變的情況下，提高研發補貼的比重可以將更多的資金用來支持企業的研發活動；其次，改變政府進行補貼的方式，應該加強研發補貼的事后監管，逐漸改變以直接補貼為主的補貼形式，更多地轉向使用稅收等間接補貼的方式，提高政府研發補貼的使用效率，以更好地提高光伏行業的研發水平，降低光伏發電的單位成本，推動太陽能的開發和利用。（作者：陳青山 鐘春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