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展望未來，再用50年的時間，在本世紀中葉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使人民享有更高的物質與精神文明。這一宏偉目標能否順利實現，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能源·電力在未來50年穩健的發展。

一、在提高能效的基礎上提高能源·電力消費水平

世界在發展，人口在增加，要求能源·電力有相適應的增長來滿足人類日益增長的物質與精神文明的需要，尤其是一個人口眾多、經濟基礎薄弱、快速發展的后進國家，經濟增長對能源·電力有很強的依賴關系，這一歷史性規律短期內不會逆轉。

世界人口1950年只有25億，1999年增加到了60億，是1950年的2.4倍；世界能源消費1950年為25億噸標準煤，1999年已增加到122億噸標準煤，是1950年的4.9倍；世界發電量1950年為9544億千瓦時，1996年達到了13.6萬億千瓦時，是1950年的14.3倍。

我國人口1952年是5.8億，2000年增加到12.7億(不包括港、澳、臺)，是1952年的2.2倍；能源消費1953年只有0.54億噸標準煤，1999年增加到13億噸標準煤，是1953年的24倍；發電量1953年只有92億千瓦時，2000年增加到1.33萬億千瓦時，是1953年的144倍。

20世紀70年代的兩次世界能源危機、70-80年代持續10年之久的兩伊軍事沖突，以及90年代初舉世聞名的海灣戰爭，也沒能阻滯能源·電力增長的步伐。據預測：2050年世界人口將增加到100億，是目前的1.6倍，能源消費量將增長到283億噸標準煤，是目前的2.3倍，電力需求也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可見，能源消費增長快于人口增長，電力消費增長快于能源消費增長的歷史趨勢還將繼續下去。

我國正處于一個大發展的歷史時期，能源和電力的消費水平都很低，與建立在大量能源消費基礎上的現代社會相距甚遠，人均能耗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人均用電量是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程度的主要指標，1999年我國人均能耗才988千克標準煤，不到世界平均水平2039千克標準煤的1／2，只相當OECD6523千克標準煤的15％；1997年我國人均用電量只有773千瓦時(1999年為815千瓦時，人均發電量為979千瓦時)，只相當世界平均水平2096千瓦時的37％，不到0ECD8079千瓦時的1/10。

我國優質能源，尤其是電力占終端能源消費的比重也很低，1997年世界平均為17％，0ECD為18.6％，我國只有12.1％，其中特別是居民家庭電氣化水平太低，發達國家的每個家庭的年均用電量在2000千瓦-4000千瓦時，目前我國只有120千瓦時，1999年還有5000萬農村人口沒有用上電。因此，我國比發達國家有更大的能源和電力增長需求。

根據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達到基本現代化的人均能耗大致在2.8噸標準煤的水平上，人均用電量至少在3500千瓦時。據此估測，2050年以16億人口計算，我國的能源需求量大約45億噸標準煤，是目前能源消費的3.5倍，發電量要達到6.了萬億千瓦時左右，是目前發電量的5倍。因此，2050年實現現代化目標的同時，使能源消費達到零增長的理想境界，只能是一種美好的期望。只有滿足能源服務的同時，在大力提高用能用電效率的基礎上提高能源·電力消費水平，才能減少經濟增長對能源供應的依賴程度。

也就是說，面對未來如此巨量的能源和電力需求，要以較低的能耗和電耗實現現代化，就必須有比發達國家更高的能源利用效率。能源·電力供需之間的矛盾一直是能源·電力領域的基本矛盾，20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國能源電力嚴重短缺的后果和近半年多來美國加州的能源·電力危機警示我們：當能源·電力嚴重短缺局面出現階段性緩解的時候，決不能放棄或忽視提高能效的努力。應當認識到，提高用能用電效率和提高能源·電力消費水平，需要一個長期漸進的歷史過程，要持有戰略眼光進行長期不懈的努力，才能積沙成塔、匯流成川。未雨綢繆，乃當務之急。

二、警惕能源開發利用潛伏的危機

能源·電力為人類社會創造了現代物質與精神文明，同時在能源開發利用過程中形成的負面效應也引起了人們越來越多的憂慮和警惕。

從世界范圍觀察，21世紀有兩個潛伏的危機：

一是能源資源的消費速率遠遠超過了資源的再生能力，有限的儲量和無限的需求使再次發生全球性能源危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石油、天然氣、煤炭等可燃礦物燃料占世界能源消費的90％以上，這些億萬年生成的地下資源儲量有限，與消費速率相比是不可再生的，資源耗盡是不可避免的，只是遲早的事。

1999年末；世界煤炭可采期限為230年，我國只有111年；石油可采期限世界為44年，我國只有21年；天然氣可采期限世界為62年，我國是56年。

煤炭資源雖然比較豐富，但它對環境帶來的危害與社會發展格格不入，難以發揮更大的作用，提倡煤的利用并不意味著要返回到“煤球時代”，把它轉化成干凈的流體能源和采用潔凈煤技術要付出巨額代價。

21世紀的科學技術對新的可燃礦物資料資源能夠提供多大貢獻還是個未知數，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人類的真正希望，但目前它在世界能源平衡表中僅占極小的份額，在21世紀到底能發揮多大作用也還是個問號。

近年發現海底蘊藏、大量的可燃冰(天然氣水合物)，據估計全球可燃冰儲量是煤炭、石油、天然氣儲量的2—3倍之多，我國南海海底可燃冰儲量估計有石油儲量的一半，它的大規模開發和利用還尚待時日。

能源短缺的后果是極其嚴重的，它不僅可能導致能源危機和引發經濟危機，甚至釀成國際軍事沖突。20世紀50—60年代以發達國家為主體的西方世界實行的能源“流體化革命”，為它們的經濟發展帶來了空前的繁榮，然而正是1973年爆發的世界石油危機成了1974-1975年西方經濟危機的起爆劑，把它們從高速增長拉了下來，至今未得復原，人們對此一直難以忘懷。

二是可燃礦物燃燒后的排泄物對環境的污染，嚴重威脅地球的健康和支持地球生命的生態系統。CO2是導致溫室效應的主要溫室氣體將使海平面上升，一些海上島嶼和沿海城鎮將被淹沒；土地沙化面積擴大，水災、旱災、雹災、風災發生頻率增加；蟲災和瘟疫會擴展到更多的地區。SO2和NOx是構成酸雨的主要來源，SO2還是導致肺心病的罪魁禍首，對包括人類在內的動植物的生存和成長帶來了嚴重的損害。

煙塵中含有多種有害金屬和致癌物質，與肺癌發病率有直接關系，高農度的SO2與煙塵的協同效應是煙霧事件斃命的主要因素。煤炭使英國在18世紀60年代領先開始了工業革命，成為人類文明上一塊里程碑，然而正是煤炭給它帶來了厄運。20世紀50年代英國的能源消費以煤為主，1952年12月高濃度的SO2和煙氣粉塵連續四天覆蓋倫敦上空，4000多人喪生于導致呼吸衰竭的“殺人煙霧”。爾后，世界上發生過多起程度不同的煙霧事件，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

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了“聯合國環境發展大會”，183個國家和70個國際組織，102位國家和政府首腦參加了會議，討論的是世界環境問題，實質上要解決的是能源問題，目的就是期望全球采取協調一致的步驟去避免一場可怕的生態浩劫。

從我國來看，21世紀能源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

一是資源壓力。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的發展和生活質量的改善，能源·電力消費水平要有個較大幅度的提高，2050年能源消費需求高達40多億噸標準煤，這需要有強大的能源供應做后盾。

我國石油、天然氣、煤炭等可燃礦物燃料占能源消費的比重較高，而資源占有量均很低。1999年這三大常規能源占能源消費比重，世界平均90％，我國97％。1999年末在資源占有量中，煤炭世界人均占有量為165噸，我國只有91噸，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5％；石油世界人均占有量為23.5噸，我國只有2.6噸，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1％；天然氣世界人均占有量為24495立方米，我國只有1088立方米，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44％。

尤其是我國石油的儲采比不高，還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加之儲量有限，石油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性日趨加大。1993年我國已經由石油凈出口國轉為凈進口國，1996年原油也由凈出口國轉為凈進口國，比20世紀80年代預計的提前了5—8年。2000年我國原油凈進口量近6000萬噸，成品油凈進口量近980萬噸，總計近7000萬噸。如果在石油資源方面沒有重大突破，30—50年后的石油消費將主要依靠國際市場來供應，要及早做好準備，開展積極的能源外交。

二是環境壓力。可燃礦物燃料是全球一個最大的污染源，能源結構的演變需要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今后50年也不會動搖它們在能源供應中：的主導地位，我國更不例外。長期以來，世界能源消費以油氣為主，1999年煤炭只占能源消費結構的25％。

我國是世界上僅有的幾個能源消費以煤炭為主的國家，目前煤炭產量占世界產量的1／4左右，幾十年來一直占我國能源消費結構70％以上，1999年下降到68％。煤炭的熱值低、灰分大、轉換效率低、傳輸不便，燃燒后“上吐下瀉”的弊病給環境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在我國S02排放總量中煤炭大約占90％，在N0x排放總量中煤炭占60％，在C02排放總量中煤炭占85％，在TSP排放總量中煤炭占70％。用于發電的能源占我國能源消費的1／3以上，發電用煤占煤炭消費量的38％左右，隨著這一比重的不斷增加，控制發電污染排放將成為倍受關注的領域。

根據1998年對332個大中城市的調查，大氣污染超過國家正常標準的城市占43.5％，酸雨覆蓋面積已占國土面積的30％以上。與環境污染有關的肺心并癌癥、不育癥、ED癥等疾病患者，正在承受心理上和生理上的煎熬。目前哮喘病患者已達200-3000萬人之多，癌癥保持患者有200多萬人，每年死于癌癥和呼吸系統疾病人數均在150萬左右。癌癥死亡病因已占全國第二位，大城市居于首位；每5個病患死亡中，就有1人死于癌病；每200個家庭，就有1個家庭受到癌癥的折磨。

根據我國的資源潛力和資源替代能力估計，近50年內能源消費以煤炭為主的結構格局還難以根本轉變，隨著可燃礦物能源和煤炭消費總量的增加，來自環境負擔和控制費用的壓力將進一步加重，必須及早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三、運用需求方管理(DSM)技術提高終端用電效率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發達國家為主體的西方世界，組建了多種國際能源和環保機構，彼此磋商，相互協調，不斷調整能源戰略。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把節約能源和保護環境置于突出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法規、標準和政策，推動能源開發和能源節約兩種資源競爭，鼓勵節能研究和開發高新節能產品，強化民眾的節能意識和環保意識，大力培育節能市場，特別是積極研究更適應可持續發展要求的資源配置方法和管理方式，使現行的管理職能更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DSM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時至今日已風靡全球。

DSM適合市場經濟運行機制，遵守法制原則，鼓勵資源競爭，講求成本效益，提倡經濟、優質、高效的能源服務，可應用在電力、燃氣、熱力、供水等公用事業部門，目前主要應用在電力部門。

需求方管理(DSM)又稱需求側管理或負瓦管理，它是指在政府法規和政策支持下，采取有效的激勵和誘導措施，通過電力公。司、能源服務公司(ESC0)、電力用戶等的共同協力，提高終端用電效率和改善用電方式，在完成同樣用電功能的同時減少電量消耗和電力需求，達到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實現社會效益最好、各方受益、最低成本能源服務所進行的用電管理活動。

DSM從根本上改變了單純注重依靠增加能源供應來滿足需求增長的傳統思維模式，建立了把需求方節約的資源作為供應方一種可替代資源的新概念，能夠以最經濟的方式和最好的社會效益達到同樣能源服務的目的，已成為可持續能源·電力發展戰略的重要支持手段。世界上有30多個國家，美國有30多個州正在應用DSM技術推動用戶節能節電，在減少電力建設投資、改善電網運行的經濟性和可靠性，抑制電價的上升幅度、減少電力用戶的電費開支、節省能源資源、控制環境質量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節電效果、經濟效果和環保效果。

DSM源于能源消費居世界首位的美國，20世紀90年代初把DSM列入了國家能源，電力發展戰略，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法規、標準、政策、服務等方面不斷向有利于DSM方向做了必要的修改和調整。1985-1995年，500個電力公司實施的DSM計劃，削減電網峰荷2900萬千瓦，單位節電成本只相當于可避免成本的1／10-1／12，電力公司投入DSM的費用占售電收人的0.7-1％。

2010年計劃減少4500萬千瓦的發電容量需求，2030年減少9000萬千瓦，從1990-2030年DSM計劃的凈收益將達到350億美元。

1992年DSM陸續介紹到我國，政府有關部門和學術界非常關注它的應用前景和應采取的對策。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國家科技部、國家電力公司，以及大中型電力用戶、有關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社會團體做了大量的推動性工作，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國際交流，舉辦了各種形式和展開的研討會和培訓班，在區域電網和企業電網進行丁多次試點研究和工程示范，推動高新節能節電技術開發、生產和應用。鑒于DSM能夠把節能節電導入潛力巨大的能效市場，顯著的提高社會效益和群體效益，國家經貿委和國家計委以法規形式納入了2000年12月29日發布的《節約用電管理辦法》。

隨著社會現代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發電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不斷增長。先進國家在20世紀60-80年代這—比重為20-30％，80-90年代為30-40％，預計今后50年將進一步提高到40—60％。我國的這一比重1990年為28％，1997年提高到33％，預計今后50年將提高到50％以上。因此，運用DSM技術大力提高電力能效，將會使我國的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總之，現代化離不開能源·電力的支持，要大力提倡效率革命，優化能源消費結構，發展潔凈煤技術，推進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在謀求社會發展的同時，不要損害當代的生存質量，剝奪后代可持續發展的機會，致力于一個持久、再生、干凈的能源體系，使能源與經濟和環境協調發展，為21世紀我國的社會現代化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