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機會會在不經意間送上門。當中國的華為們因為美國的“國家信息安全”而苦苦不能進入美國市場的時候，一起由美國前特工愛德華-斯諾登掀起的“棱鏡泄密門”讓他們看到了向最大的競爭對手發起反擊的機會：美國思科公司毫無意外的卷入了“棱鏡門”，為華為們從自己的后院抄思科的后路創造了“危機國家信息安全”機會，華為應如何抓住?忍讓式防守多年之后，中國政府會借此展開對美國貿易“國家安全壁壘”的反擊戰嗎?

        思科陷斯諾登“棱鏡泄密門”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雇員愛德華-斯諾登的“棱鏡泄密門”在持續發酵，如果說像“谷歌、雅虎、微軟、蘋果、Facebook、美國在線、PalTalk、Skype、YouTube等九大公司遭到參與間諜行為的指控，這些公司涉嫌向美國國家安全局開放其服務器，使政府能輕而易舉地監控全球上百萬網民的郵件、即時通話及存取的數據。”這樣的新聞報道因這些公司(微軟除外)在中國互聯網市場不具備主導地位還不足以引起人的安全擔憂的話，那么另外一個美國IT巨頭可能卷入其中則可能讓中國“坐立不安”，那就是依靠自己的通信設備控制了互聯網八成流量的思科公司——斯諾登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通過思科路由器監控中國網絡和電腦。

       美國軍方核心供應商把持中國互聯網核心設備

       思科在IT領域的“江湖地位”可謂人盡皆知：經營范圍幾乎覆蓋了網絡建設的每個部分：組成互聯網和數據傳送的路由器、交換機等網絡設備市場幾乎都由思科公司控制，互聯網上近80%的信息流量經由思科公司的產品傳遞。思科已經成為毋庸置疑的網絡領導者，思科公司在其進入的每一個領域都成為市場的領導者。思科公司在全球擁有35000多名雇員，思科公司年報顯示，2012年全球營業額超過460億美元，其中中國市場更是其重要的增長點，2012年增長率達到了17%，遠超其在全球市場6.6%的銷售增速。思科中國市場的利潤貢獻占到思科整體利潤的30%，僅次于其在美國本土業務的45%之后。

        在互聯網設備市場的領導地位也讓思科成為了美國軍方的重要合作伙伴，幾乎參與了美國軍方所有網絡建設項目的研發和生產，作為美國政府和軍方的通信設備和網絡技術設備主力供應商。思科在2006年美國115個政府部門參與的一場“網絡風暴”的網絡戰演習中，是重要設計者之一。美國軍方也有可能借助這種合作掌握思科設備的大量核心數據，而棱鏡計劃的曝光，進一步印證了這種猜測——思科是美國軍方網絡戰背后的技術提供者乃至直接參與者之一。

        但就是這樣一個與美國軍方關系緊密的思科，卻同時掌握著中國互聯網市場的命脈：據媒體報道顯示，思科參與了中國幾乎所有大型網絡項目的建設，涉及政府、海關、郵政、金融、鐵路、民航、醫療、軍警等要害部門的網絡建設，以及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等電信運營商的網絡基礎建設。中國電信163和中國聯通169是中國最重要的兩個骨干網絡，兩者承載著中國互聯網80%以上的流量。但在這兩大骨干網絡中，思科占據了70%以上的份額，并把持著所有超級核心節點;在金融行業，中國四大銀行及各城市商業銀行的數據中心全部采用思科設備，思科占有中國金融行業70%以上的份額;在民航，空中管制骨干網絡全部為思科設備。

        美軍“幫兇”以渲染國家安全打壓中國華為中興

        思科在中國市場經營的順風順水的同時，來自中國的競爭對手華為和中興卻遲遲無法進入到美國市場，“國家安全”成為了擋在華為中興們面前的一道難以逾越的政治壁壘： 2008年，華為與貝恩資本聯合競購3COM公司未能成行;2011年，華為被迫接受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建議，撤銷收購3Leaf公司特殊資產的申請;2011年10月，美國商務部阻止華為參與國家應急網絡項目招標……

        而所有這些針對華為的狙擊中，思科公司的身影都閃爍其中，在這之前，思科就已經通過種種方式對華為展開打壓，早在2003年1月，思科正式起訴中國華為公司及華為美國分公司，要求停止侵犯思科知識產權，2004年7月，思科與華為最終達成和解，法院終止思科對華為的訴訟，全部解決了該起專利爭議。訴訟之后，“國家安全”成為了思科狙擊華為們的最大武器，在煽動美國政府和議員反對華為進入“思科后院”方面，思科不遺余力，抓住任正非曾經的軍方履歷和華為沒上市兩大理由，展開了瘋狂的游說：公開數據顯示，2012年思科在游說經費上投入了121萬美元，排在美國IT大企業的第12位，過去的十五年，思科思科用于游說國會的費用為1572.52萬美元。換來的結果是華為無法進入美國市場，美國市場幾乎成了思科的專享，所以才有了高達17%的凈利潤率，對比之下是兩者共同的競爭對手愛立信在華為的競爭壓力下，凈利潤只有2.6%。

       事實上，與華為相比，思科的政府乃至軍方背景更為復雜：CEO錢伯斯先后擔任克林頓總統的貿易政策委員會成員和布什總統國家基礎設施顧問委員會(NIAC)的副主席等職位，尤其是后者，直接“負責提供行業經驗和指導，以保護美國重要的基礎設施”;另據美國公開政治中心的數據，美國國會535名議員中，有73位投資了思科集團，其中就包括時任馬薩諸塞州議員的美國現任國務卿克里。與政府官員的“利益一致性”，讓思科更加容易通過隱性的渠道去影響美國政府的決策，保護自己的利益。

        而在網絡設備安全方面，思科更是屢受質疑：2005年4月，美國計算機安全專家Michael Lynn發現思科路由器存在安全漏洞，遭到思科的強烈阻止，當年7月，一個名為“思科門”的丑聞在業內非正式地傳播開了;去年7月，一位匿名用戶在科技資訊網站Slashdot上發布信息稱，思科Linksys路由器產品E2700、E3500、E4500三種設備遠程更新固件，監控用戶網絡使用情況，引發用戶對思科產品留有“后門”的擔憂。而“后門”正是美國擔心華為產品的最大因素——中國軍方可能利用華為路由器等產品預留的“后門”攻擊美國網絡。

        “棱鏡泄密門”乃天降良機，中國版“國家安全狙擊戰”何日上演?

        正當美國大肆渲染中國軍方對美國的網絡黑客攻擊之時，一場“棱鏡泄密門”讓美國政府的一切“正義”宣揚戛然而止：斯諾登爆料顯示美國政府對互聯網進行了全方位的秘密監視，讓美國極力宣揚的所謂的互聯網自由成為笑談，真正體現了美國版“互聯網無隱私”。對中國而言，微軟和思科兩大公司的卷入尤為值得警惕，而斯諾登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通過思科路由器監控中國網絡和電腦，則更加直接了證明了中國互聯網安全所面臨的嚴峻形勢，除了關注香港將如何處理斯諾登所蘊含的“大國博弈”內涵之外，如何“收拾”思科們則能更加直接表明中國政府在對待國家安全上的態度，思科們還能在中國市場高歌猛進嗎?

        傳統上，中國很少以“國家安全”的名義設立貿易壁壘，這一點在思科、微軟、IBM在中國市場的高歌猛進就可以看出，即使思科路由器在中國屢屢爆出問題，也沒有使用這一美國式“潛規則”，但不意味著中國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在各種質疑聲中，思科在華的第二大客戶中國聯通，已經開始更換思科網絡設備，2012年10月，中國聯通宣布China169骨干網江蘇無錫節點核心集群路由器已搬遷完成，思科設備遭棄用。而且中國聯通還稱，不排除有其他省級公司繼續棄用思科產品。當時，這被解讀為中國對美國對中國華為中興等公司的歧視所做出的反擊。

        現在，思科與美國政府的“深度”合作被曝光，面對“裸游”的中國通信網，中國政府還應繼續忍耐嗎?筆者不這么認為，常言道，打蛇打七寸，面對暴露出七寸的毒蛇，婦人之仁的下場既有可能重蹈“農夫”的悲劇，唯有及時反擊方能保證自己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中國政府需要用最快的速度以“安全”的名義確立核心領域，如通信、金融、政府、軍警等，對這些領域所應用的美國設備進行統計和調查;接下來，對核心領域的設備進行安全認證，設立安全壁壘，并對計劃進入這些領域的國際供應商資質進行“聽證”，且嚴格控制單個國家、單一供應商的市場份額。在可能的情況下，面對思科在中國核心領域的壟斷地位，要制定防范計劃，如對存量設備按照重要性進行關鍵節點優先國產化替代、非關鍵設備更新時進行國產化替代等，降低安全隱患，尤其是在未來將大規模推廣的IPV6標準，在核心設備上更加需要依賴國產設備。在操作系統等方面，大力推廣國產化的Linux系統，政府先行，以政府應用帶動民用市場的逐步多元化，降低對微軟、IBM等跨國公司的依賴，等等。

       而對華為、中興、聯想、浪潮、曙光等中國公司而言，“棱鏡泄密門”更是一個反擊“霸道”思科們的良機，需要借此良機展開公眾公關、公共公關，大力宣傳信息安全意識，增加自己在國內市場的“印象分”，為未來搶占國內從通信核心到大型數據計算領域的設備升級、更新、更換積累信任，從而完成在國內對跨國巨頭的反擊。而通過在中國市場對跨國公司的有力牽制，也能為自己進一步打開國際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增加籌碼，正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逼對手重新審視自己的競爭戰略，直至坐下來耐心談判。

       機不可失失不再來，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企業，如何打好斯諾登送給我們的“棱鏡門”這副牌，需要的是智慧加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