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何為“真正的”電力市場

2017-09-20 10:08:36 無所不能　點擊量：評論 (0)

自《關于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中發〔2015〕9號文)及配套文件發布以來，關于何為真正的電力市場的爭論就一直在持續，特別持無現貨，不市場觀點者認為在現貨交易(尤指日前、日內、實時電能量交易)尚

自《關于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中發〔2015〕9號文)及配套文件發布以來，關于何為“真正的”電力市場的爭論就一直在持續，特別持“無現貨，不市場”觀點者認為在現貨交易(尤指日前、日內、實時電能量交易)尚未建立起來之前都不能稱為“真正的”電力市場。由于關于何為“真正的”電力市場的問題影響到市場建設的思路及其進展評估，本文擬從市場的本質出發，探討何為“真正的”電力市場及中國特色的電力市場建設的幾個關鍵問題。

我國商品經濟古已有之。商朝人以善于經商著稱，因此后世將經商的人稱為“商人”。春秋戰國時期，商業發達，許多城市成為繁華的商業中心，如齊國臨淄、趙國邯鄲等，也出現了許多有名的大商人，如戰國后期的呂不韋等。但正真為市場經濟建立科學理論的，是西方經濟學鼻祖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其名著《國家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一書深刻揭示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

《國富論》對如此描述市場機制，“每個人都力圖利用好他的資本，并實現最大的價值。一般地說，他并不企圖去增進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進的公共福利是多少。在他使用他的資本來使其產出得到最大的價值的時候，他所追求的僅僅是個人的利益。在這樣做的時候，有一只看不見的手(invisiblehand)引導他去促進一種目標，而這種目標絕對不是他個人所追求的。

這樣，由于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經常地促進了社會的利益，其效果比他自己真正想促進社會利益時所產生的效果還大。”亞當·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觀念是經濟系統中自發秩序的一種形象描述，對于經濟理論就像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對于物理理論一樣重要，它一直成為經濟自由主義的一面旗幟。

后人將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經濟學稱為“古典經濟學”(ClassicalEconomics)。在20世紀以后，經濟學歷經了三次革命性變革，形成了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框架，這個框架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Economics)，以區別于先前的古典經濟學。

“看不見的”市場調節之“手”與“看得見”的政府干預之“手”的定位問題，是歷代經濟學家們爭論的焦點。在經濟觀點上，筆者并非極端的自由派，對新古典經濟學持保留態度，并肯定有為政府的積極作用，也就是說堅持對立統一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但筆者也認為市場機制所代表的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由哈耶克提出)和經濟自由卻是毋容置疑的。

回到電力市場問題的討論，筆者始終認為電力市場建設很難，但到底難在什么地方?目前相當多人認為難度在于形成體現時間和位置特性的電能量商品價格，并為市場主體提供反映市場供需和生產成本的價格信號，但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其實一點都不難。

大凡學過本科《電力系統分析》課程的讀者都知道，電力系統經濟調度有個經典的等耗量微增率(即每增加單位功率時燃料耗量的變化)準則，是根據高等數學中約束極值問題(即拉格朗日乘子法)推導而得。

在不考慮網絡損耗的情況下，按耗量微增率相等的原則來分配多臺發電機組的功率時，可使系統總的燃料消耗最小。只要把各個時段的系統耗量微增率(或稱系統λ)乘以單位耗量的燃料價格，以此作為結算價格，甚至都不需要市場機制，就能得到隨負荷波動的時序電價。

雖然國外電力現貨市場考慮技術約束十分復雜，但卻并未脫離這個基本原理，只不過把機組耗量曲線變成自由申報的報價曲線。如果要同時反映電價隨時間和位置的不同，也只需采用安全約束經濟調度(SecurityConstrained Economic Dispatch，SCED)模型計算而得，一個電力系統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就可輕松完成建模、編程及計算分析工作，將電力現貨交易神秘化并聲稱自己掌握了“普世真理”的背后真實動機十分讓人生疑。

筆者認為，電力市場交易機制設計的最大難度在于——如何在保障自發市場秩序的情況下獲得相對穩定的市場價格。從博弈論的觀點，電力市場交易屬于參與主體較少的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電力市場的交易規則實際上是一組類似于撲克牌規則的博弈規則，市場主體將在這組規則下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進而通過相互作用形成市場整體的結果。

自發市場秩序體現在市場主體自由競爭和自由選擇的權力，由于市場主體行為策略復雜，在自發市場秩序下形成正確反映市場供需關系、生產成本和用電效益的相對穩定的市場價格是一件高難度的任務，在法律法規、信用制度、監管體系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尤其如此。

部分地區為了穩定市場價格，將競價供需比控制在一個略大于1的很小的范圍，以減小市場主體的競爭性和選擇性，筆者認為并非良方。在限制市場主體競爭和選擇自由的情況下，穩定價格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極端情況下是政府直接降價(或基于煤電聯動的直接降價)。此外，政府也不應根據市場價格波動情況隨意調整市場規則，也就是說“看得見”的行政干預之“手”應該歸位。

由于涉及系統電力(power，功率)平衡的問題，國外電力現貨市場均采用集中競價方式，而中長期交易多采用遠期(包括遠期差價)雙邊合約、期貨、期權等形式，但這不意味著集中競價方式為現貨交易所專屬，實際上中長期集中競價交易是符合我國國情的一種重要交易方式。中長期雙邊協商交易雖然能給予供需雙方較大的自由度，但其缺點是不夠透明，受人為因素影響大，在我國的現實環境下，可能帶來市場力、暗箱操作等一系列公平性問題，增加了政府不當干預的可能性，降低了市場效率，嚴重的情況下甚至可能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和腐敗問題，但因此就把中長期交易與行政干預劃等號是沒有道理的。電力市場集中競價機制實際上是一種拍賣(auction)機制。

從國內外電力市場交易實踐來看，經典微觀經濟學的供需均衡理論并不適用于不完全競爭/不完全信息市場的競價機制設計，而電力市場交易機制設計需要基于更先進的拍賣理論(auctiontheory)、博弈論(gametheory)與設計經濟學(designeconomics)。

“真正的”電力市場中市場主體必須有足夠的自由度與選擇權。到底是建設一個充分自由競爭、自由選擇的市場，真正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還是做成一個看起來很花哨而實際上價格和交易量仍操控在行政力量手中的形式“市場”，是當前我國電力市場改革所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

此外，與行政主導的其他改革不同，自由市場只能靠獨立自由的改革精神才能建成，而真正的學術(科學)也都是允許自由質疑和理性批判的，除中共中央、國務院凝聚多方共識而形成的中發〔2015〕9號文外，并沒有哪位專家或哪個部門可以自詡為改革權威和“正統”。作為一項高度專業化的改革任務，參與各方目的不一，改革主導者一方面要廣泛聽取專家學者的建議，一方面也需謹防學術腐敗和所謂“語言腐敗”的侵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