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輸不起的“中美經濟競爭”(下)

張立偉

里根為治理滯脹實施了三項政策的組合：放松管制，減少政府干預;緊縮貨幣，抑制通脹;減稅。緊縮貨幣讓整個宏觀環境趨于穩定，放松管制釋放出更大的市場空間并鼓勵了市場競爭在宏觀穩定與市場空間擴大的基礎上，減稅激勵了企業更新設備與投資，讓美國進入一個“大穩健”時代。這三項政策是有機的組合，美國政府的不合理管制以及長期滯脹擠壓了美國經濟增長的空間，里根成功地把空間釋放出來。

第三，世界正處于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的醞釀期，如果特朗普的政策組合可以讓美國重現短期繁榮并加速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的誕生與興起，那么，美國就會在結構轉型升級中領先一步，中國經濟轉型將遭遇極大的挑戰。里根時期放開管制與鼓勵競爭，推動軍民融合，為以互聯網為核心的信息產業革命打下了基礎。現在，美國的技術革命走在中國前列，但硬件制造主要依賴中國，一旦美國實現“再工業化”，或許美國將實現“軟硬”結合的經濟結構，鞏固其全球第一經濟大國的地位。

這一輪大國經濟改革競爭與1980年代極為相似，不過，中國面臨的挑戰類似當年美國的滯脹。中國需要通過穩定宏觀環境(控制貨幣)，以及打破管制、壟斷和進一步對外開放，釋放出被擠壓的市場空間與效率，而降成本是最為關鍵的一環。現在，中美兩國市場的各自預期完全不同，美國是歡欣鼓舞的，中國的改革舉步維艱且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這種“轉型敘事”本身就會讓中國處于劣勢，如果不能穩定宏觀環境，不能盡快制定公平、開放的市場規則，不能改革舊的制度，不給出一個確定的政治與經濟預期，中美之間的競爭結果是顯而易見的。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擁有一些全球競爭優勢，比如形成了世界上中產階級人口規模最大的市場，具有全產業體系與產業集群、產業鏈的優勢，在人工智能、大數據、新能源、金融科技等新興產業領域，中國與美國的差距正在縮小。這些優勢迫使美國加強了與中國進行競爭。

但是，中國也存在系統性的金融風險，經濟體制與市場機制嚴重抑制高質量與可持續發展。中國的優勢建立在一個障礙性體系與破壞性結構之上，局部優勢隨時會因為系統堵塞與結構坍塌而被削弱、瓦解。因此，這些優勢可以為自己打氣，但不要過于認真。

中國若要推動經濟以更高效率、更高質量發展，必須讓整個市場基于明確的法律、程序之上運行，實現要素資源的自由流動，保護私有財產，促進公平競爭。現在，中與原材料成本。中國勞動力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不是效率提升，同樣，其他成本的上漲也不是市場的結果，而是政府持續刺激帶來的價格扭曲。在效率沒有提升的前提下，由于寬松貨幣政策的緣故，要素價格被大量無效或低效投資不斷抬升，導致正常企業高成本運行，利潤率不斷降低，生產效率逐步下降，民間投資增長率出現長時間下滑，影響經濟下行，而這又會迫使政府想方設法刺激經濟，陷入惡性循環。

雖然提高成本可以倒逼企業轉型升級，但中國非正常且長期性的成本抬升不會讓企業將壓力轉為動力， “無序的大動蕩”根本沒有給企業轉型升級的機會，企業只能為活命而疲于應付，也沒有多少利潤支撐創新。雖然重視綠色發展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但是環保檢查一刀切的做法沖擊了中國制造業的產業鏈，造成整個產業環境持續動蕩不安，削弱中國制造業的產業鏈優勢。過去幾年，政策主要關注國企扭困和新興產業創新，制造業成了沒娘的孩子。

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內容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庫存導致房價暴漲，去產能使上游商品價格大漲，與此相對應，居民杠桿率大幅提升，企業原材料成本大幅增加。政府應該認清一個事實：市場能夠清楚感受到，政府總是選擇執行那些有利于政府、國企利益的政策，讓大眾與民營企業承擔成本。市場的這種感受是如此強烈，任憑政府如何宣傳改革如何偉大都無法改變。現在，為了樹立改革事業的權威，政府應該將穩定宏觀環境和降低成本擺在與

防范金融風險同樣重要的位置，實現首尾相顧。否則，在美國減稅吸引制造業的國際大背景下，對“世界工廠”地位過度自信而忽視制造業的困境，會遭遇“溫水煮青蛙”式的悲劇。

中國應該改變由政府主導投資的發展方式，改革以追求增長目標而不停調控的經濟管理方式，管住貨幣的總閘門，逐步將嚴重抑制中國經濟活力與潛力的房價降下來，改變要素壟斷導致要素價格扭曲、要素配置結構失衡的現狀，打破“成本上漲永不停”的市場預期，避免更多的企業家與工人逃離制造業。成本不停上漲、企業利潤與經濟效率不斷下行是不可持續的，這種持續數年的狀況已經侵蝕了實體經濟的健康，趁著還沒有動搖根基，亡羊補牢還來得及。

(作者是經濟觀察人士。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