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輸不起的“中美經濟競爭”(下)

張立偉

中國是否有能力應對美國的經濟戰?很難說，時間的天平原本在中國這一邊，但在2008年，中國做了不該做的失控的刺激，而到了2014年，美聯儲開始逆轉量化寬松政策，中國原本應該盡快實現市場出清，降低杠桿率，應對沖擊。但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中國央行卻孤軍深入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更多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并通過寬松貨幣政策刺激經濟，這種做法直接導致了更大的資產泡沫、過度金融化、更高的杠桿等等。2014年該收縮而未收縮，徹底使中國陷入巨大的金融風險之中，其結果是，在面臨特朗普沖擊之時，中國將變得脆弱。

中國是兼有蘇聯與日本特點的政治大國與經濟大國，但蘇聯與日本皆輸于經濟戰。前者是包袱太重，經濟能力無法支撐帝國的擴張與爭霸，改革無力導致經濟形勢惡化;后者則因缺乏政策自主性，也缺乏戰略空間與博弈能力。目前，盡管單獨拿日本與中國比較可能不太適合，但仍然有借鑒的意義。

在1990年代，日本已經成為發達國家，在各個領域擁有國際品牌。日本商品在技術、質量、價格等方面，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歐美企業紛紛被打敗，日本的生產效率也遠遠高于西方國家。現在，中國極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品牌，優勢僅僅在于低成本的代工(中國制造)。中國2008年時相對于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和日本1950的水平一樣。2015年，中國勞動生產率水平相當于美國勞動生產率的7.4%。

但是，近年來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導致中國生產成本大幅上升。從中日以美元計算的單位勞動成本來看，1995年日本成本是中國的3倍以上，到了2013年，中國反超過日本，現在又在趕超美國。由于勞動成本的提升，中國制造業已經并將繼續遭受嚴重沖擊。當然，中國人可能認為，生產效率低意味著可提升的空間大，但目前還看不出中國有能力提升生產效率的跡象，反而繼續依賴價格戰維持生存。而且，中國目前陷入某種愚蠢狂熱，即希望運動式的全民創新推動產業升級，不斷依賴房地產的做法又持續提高制造業成本，從而導致市場不斷轉向金融、地產以及各類投機，制造業則在不斷流失。，

中國唯一比日本更強的優勢是，擁有1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但不幸的是，中國的貨幣政策持續制造資產泡沫與通脹，導致了財富分配兩極分化，大部分中低收入者消費能力不足，而富人消費升級需求只能由進口商品與國際市場滿足。所以，中國市場規模對中國本土企業而言是一個偽優勢，存在普遍的產能過剩和價格戰風險，依賴貨幣政策刺激投資的做法則會進一步壓制國民的消費能力。

日本當年處于資本開放時代，日本在美國壓力下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以及美國對日本匯率、利率的干涉，導致了日本資產泡沫波及其他破壞性的資本流動。中國目前實行嚴格的資本管制，但中國的匯率與利率政策也受制于美元。日本當年在應對危機時沒有任何準備，并由于國內政治、美國各種約束與壓力等因素而身不由己，中國則擁有應對危機的準備，而且具有經濟政策獨立性。但是，中國應對危機的準備僅僅停留在心理與文件上，事實是，中國一面警惕系統性風險，一面卻以實際行動不斷制造問題并且積累更大的危機。

中國可能不會重現“亞洲金融危機”，因為中國資本管制目前仍然有效，且外債規模相對于外匯儲備并不大。但是，由于缺乏改革、不確定性因素越來越多，導致資本信心不足，在缺乏盈利空間且不安全感增加的背景下，中國可能會面臨長久的資本消耗戰，而特朗普經濟政策的沖擊可能會使中國在消耗戰中付出更大代價，即資本加速外流。與此同時，中國可能會想方設法穩定經濟增長與預期，從而透支更多的財政資源并投放更多的貨幣，導致中國經濟日益僵尸化與泡沫化。

當然，特朗普如果發動貿易戰，美國的跨國公司可能成為“人質”，而制造業的供應鏈可能在全球范圍內遭受沖擊。特朗普要對付的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全球化時代的遺產：一個相互關聯的全球市場。特朗普如果奉行強勢美元政策，也會將更多的新興市場國家拖入泥潭。這將嚴重削弱美國在全球道義上的領導地位，中國如果能夠挺過特朗普沖擊這一關，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應對特朗普的保守主義，團結包括美國民眾在內的一切進步力量，組建應對特朗普的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維護公正的國際規則與秩序，將有利于團結國際社會大多數與特朗普斗爭。

現在，可以確認的是，特朗普對中國的態度不友好，“讓美國再次偉大”與“美國優先”原則都潛在地將矛頭對準了中國，中國面臨的挑戰可能是當年蘇聯與日本面臨的挑戰之和。中國持之以恒的保增長經濟政策帶來了資產泡沫化(日本化)和貧富差距拉大(拉美化)，如果特朗普在地緣政治上也向中國發起挑戰(他幾乎必然會這么做)，被迫增加軍備的中國或要面臨類似美蘇競爭的風險。

目前，中國應該分清主次，以國內經濟改革與發展為主，以外交博弈為輔，并堅定“紅線”原則，在核心利益問題上絕不退讓，同時，做好一定的軍事抗爭準備。特朗普看似來勢洶洶，但也有外強中干的一面，他強行拼湊的改革恐怕難以成功，美國也難以再承受一場與大國的生死搏斗。特朗普更可能采用的策略是用騷擾手段“折磨”中國，但這也有可能造成并加劇美國的衰落。為了抗衡特朗普，中國應該不斷地用言辭和行動向他強調和證明這層關系，迫使他采取理性、共贏的對華政策。

“次貸”危機之后的美國出現一種焦慮，即中國經濟會趕超美國，這種焦慮感在過去十年隨著中國經濟與全球影響力增長而越來越強。奧巴馬總統曾對媒體表示，中國很快就會變成全球最大經濟體，“這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他的表態當時引起美國輿論不滿，政治精英紛紛表示美國絕不接受做老二。

特朗普的國家安全戰略就是以美國優先為原則捍衛“美國第一”，就像他所說，“之前美國處處為別人著想，但現在美國要為自己而活”。報告認定中俄兩個戰略競爭者是“修正主義國家”，想要摧毀美國的主導地位。這種不加掩飾的霸道，意味著美國可能會采取一切損人利己的辦法鞏同霸權地位，包括經濟上的保護主義，在朝鮮半島、中東地區、臺灣等戰略敏感區域激化矛盾，讓中俄陷入地緣政治泥潭，美國則趁機推銷軍火與其他交易，享受全球動蕩帶給美國的“穩定紅利”。

經常贊嘆中國成功的特朗普，似乎正在學習中國的“聰明做法”，韜光養晦，并將發展視為第一要務，認定經濟才是國家實力的基礎。特朗普試圖讓美國復制他想象中的中國發展方式與重商主義，即為了促進經濟增長，政府可以進行更多的干預，卸掉一些政策約束，比如降低環保標準、放松監管、減稅、鼓勵基礎設施投資、貿易保護等等，為此他拋棄了美國長期主導制定并推廣的全球游戲規則以及“華盛頓共識”。

“十九大”報告是中國全面轉型的世紀綱領，《國家安全戰略》是美國轉型的指南針，只是兩國方向相反，中國向上走，美國向下行。至少在市場建設等方面，中國在向美國靠近，而美國則學習中國，兩個對手相互借鑒對方的優勢，正在變得越來越像。美國從高到低可能會在短時間內釋放出更大能量，而爬坡的中國則舉步維艱。但這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拳擊賽。中國不應該由此動搖改革的意志，更不要被短期的沖擊所干擾。

應當說，特朗普主導的美國轉型既有內部政治斗爭的驅動，也有經濟再平衡的需要，而后者無疑會主動或被動地沖擊中國。早在奧巴馬時代，“再平衡”就已經啟動，即美國經濟的再平衡以及中美之間的再平衡。2013年筆者在Fr中文網發表的《中國經濟轉型的“美國風險”》就指出， “正在經濟轉型中的中國，在短期內將迎來美國貨幣政策調整的風險，并將長期遭受美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挑戰”。

邏輯上而言，中國經濟的再平衡有利于促進中美經貿再平衡，但是，由于中國產業向高端領域升級，再加上中國經濟總量快速增長，美國擔憂中國轉型成功后，美國將喪失在高端產業及經濟規模方面的優勢地位。

不過，奧巴馬推動國內經濟結構與收入分配再平衡，主要靠倡導而不是主導，在推動中美之間的再平衡方面，則想通過制定新游戲規則，遏制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特朗普則改用粗暴直接的手段，在國內及中美之間用“推土機”加速再平衡進程，或許他因深感規則對美國不公而不加掩飾，或者認為中美競爭時間不站在美方一邊而著急。

人們評論特朗普的經濟改策總是拿他與里根的供給側革命比較，尤其是其減稅政策。里根時代面對的是滯脹難題，而特朗普需要改變的是經濟結構，實現再工業化，收斂收入分配的差距，擺脫對進口的依賴，并削減經常項目赤字。美國經濟的全球競爭力主要是硅谷與華爾街，即高科技與金融業，這是美國推動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并從中受益頗豐，但是，這些產業在美國國內并不會創造多少就業。特朗普想要改變這種結構，實現更多的自給，提高藍領階層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