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輸不起的“中美經濟競爭”(下)

張立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于2月27日至3月3日，也即在中國“兩會”召開前出訪美國首都華盛頓。分析人士認為，此行意在協調中美經貿關系，標志著劉鶴成為中方對美經貿關系的牽頭人。分析人士認為，翅鶴作風專業、務實，堅持推進改革。他代表中方保持中美商層之間的溝通，有利于落實2017年11月中美首腦會晤中達成的重要共識，有利于中美經貿關系向健康的方向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12月1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布任內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白宮在新聞稿中稱之為“新時代的新國家安全戰略”。這份文件更像是對中共透露新時代雄心的“十九大”報告做出的強烈回應：兩國同時進入一個新時代并為各自的戰略目標進行激烈競爭。但這份過度強調競爭而忽略合作的報告顯示出美國已經在逐漸失去信心。

劉鶴今年被賦予使命，1月24日代表中國在達沃斯論壇發表特別演講，確認了金融開放的步驟會繼續推進，廣受好評。“很多參會者認為去年習主席的演講是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的轉折點。”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施瓦布在介紹劉鶴時這樣說道。在演講中，劉鶴就化解開放政策、金融鳳險等問題娓娓道來，音調不高但信息明確。

在回答施瓦布關于開放政策的問題時，劉鶴就中國在金融開放方面已作出的承諾表示，“很多外國朋友問，你做了這么多承諾，什么時候能夠落實?我想負責任地說，我們將在今年一一加以落實，如果能夠早一點，更好。”

在緊接著闡述了中國的制造業、服務業在對外開放、保護產權、擴大進口三個方面的舉措和計劃后，劉鶴進一步表示，今年要隆重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最好的紀念方法就是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開放”。至于這些舉描是什么，中央政府正在研究。“但是在這，我可以非常負責地向各位報告，我們有些措施可能會超出國際社會的預期。”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在中國“入世”后的十年，中美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經濟合作伙伴。但是，隨著中國企業競爭力的上升，特別是高科技企業對美國的優勢領域開始構成挑戰，中美互補關系有所減弱，作為兩國關系“壓艙石”的中美經貿面臨嚴峻考驗。

老布什時期的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曾說： “冷戰結束了，冷戰的贏家是日本。”在1990年代初，日本成為蘇聯解體后美國最大的潛在經濟對手.為此，整個1990年代，美國持續打壓日本經濟，一直到美國經濟再次繁榮，以及日本經濟一絕不爭 “全球化結束了，全球化的贏家是中國”，這一觀點早已成為美國的共識、特朗普組建個“鷹派”政府可能要重復l990年代的歷史，戰勝潛在的對手、，

過去8年里，奧巴馬為美國經濟再平衡做出了持續努力，推出了“再工業化”規劃與國家創新戰略，鼓勵制造業回流、但他也致力于維護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并在國際經濟與貨幣穩定方而與二十國集團(G20) 一起努力。

特朗普或許要盡快兌現自己對美國“銹帶”支持者的承諾，而且他也不打算尊重美國創建的秩序與規則。因此，相對于緩慢的內生的“再平衡”，他可能更樂意強制性地塑造和實現“再平衡”，比如他現在向美國企業承諾大幅減稅(這會引起世界各國的競爭性恐慌)，并威脅對外遷公司的產品征收高額的進口關稅，“美國優先”意味著特朗普不需要為國際規則與公平競爭負責，他更可能不擇手段地為美國帶來經濟增長與發展優勢。

一個不計后果的總統，在破壞性的道路上可能走得更遠.，即使克林頓時期，美國在對日本的打壓上也不遺余力，在整個1990年代，“新經濟”讓美國恢復繁榮之前，美國對日本從兩個方面進行了打壓。一個是貿易方面，為了減少對日貿易逆差，克林頓政府威脅動用并實際動用以“超級301條款”為核心的“綜合貿易法案”制裁日本，日本屢屢妥協并受到傷害。特朗普可能也會動用“301條款”“特別301條款”“超級301條款”等，對中國在一般貿易、知識產權等方面進行制裁。當然，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擁有一個巨大的市場，有能力對美國商品進行反擊;而且，中國持有上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如果發生經濟上無法避免的斗爭，中國可以通過拋售美債而讓美國遭受打擊。

另一方面，從1980年代開始，美國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日本的金融，日本匯率、利率的變動和金融改革都屈從于美國的意志。從特朗普開始競選至今，他始終指責中國操縱匯率，聲稱這傷害美國利益，導致美國企業缺乏競爭力。因此，他試圖施壓人民幣升值并讓美元貶值，借此來減少美國貿易赤字。但這不可能實現，因為中國正在收緊資本管制來防止人民幣貶值，即使人民幣升值，對美國縮小貿易逆差也沒有作用，因為兩國經貿不具有同質性的競爭關系，而當年美國施壓日元升值有效是因為日本汽車、家電等與美國企業存在競爭關系。

我們還可以重溫一下克林頓時代的做法。1993年，時任美國財長勞埃德·本特森表示，強勢日元有利于美國經濟。之后，美元在美國政府的主導下一路貶值，而西方各國則持續要求日元升值，1995年4月日元大幅飆升到79.75:1的歷史高價，這對剛剛經歷資產價格泡沫破滅的日本造成了嚴重打擊。

然而1995年突然出現一個巨大逆轉，時任美國財長羅伯特·魯賓宣稱，強勢美元符合美國利益，隨后美元大幅升值。這一決定吸引了世界各國的美元回流，為美國填補赤字提供了巨量的資本，這個逆轉促成了亞洲金融危機，并給美國資本收割危機國家的廉價資產創造了條件。在之前的里根時代，美國也曾通過強勢美元政策導致蘇聯經濟更加困難，并加劇了拉美債務危機。

不過，特朗普經濟政策(如果他有的話)的矛盾之處在于，他既想通過美元貶值刺激出口和企業投資，減少貿易逆差，又想獲得廉價資金進行基建，而后者需要美元強勢吸引全球資本涌入。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特朗普宣布其財政投資計劃之后，美元出現了持續走強趨勢，并在新興市場國家引起資本外流的風險，各國貨幣大幅貶值。

未來對中國威脅最大的是“強勢美元”政策，可能導致中國資本持續外流，由此引起的資產負債表變化和金融波動，可能讓過度杠桿化的中國經濟面臨巨大壓力。在貿易方面很難短時間內有所作為的特朗普，或許會選擇“強勢美元”政策，通過刺激投資率，先向選民交差與炫耀，其減稅政策也可能會吸引大量投資從中國向美國轉移。

中園人并不在意的一個潛在威脅是，自2000年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至2015年，一直處于美元降息周期之中，從沒有經歷過一次完整的加息周期和強勢美元的環境。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的量化寬松環境不僅讓中國放松警惕，還在加杠桿的路上狂奔。事實上，任何一次美元周期的逆轉，都曾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危機。

美元目前的地位是由“布雷頓森林體系Ⅱ”維持的，即東亞的貿易美元與中東的石油美元源源不斷地輸入到美國資本市場，美國再通過消費輸出美元，維持循環。特朗普可能徹底摧毀這一體系，因為他要實現美國能源自給，并實現能源出口，這將導致中東石油美元大幅減少。其次，打壓東亞貿易順差，也會減少貿易美元的數量。在這樣的條件下，全球可能因為缺少美元流動性而出現強勢美元現象，強勢美元又會幫助美國吸引更多流動性，當然這一做法或許也會毀壞現有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金融秩序。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曾給日本經濟體制帶來巨大的沖擊，布雷頓森林體系Ⅱ如果消失，轉型中的中國經濟將面臨一個動蕩且不確定的外部環境，這讓轉型過程更加艱難并充滿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