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PC那樣內置功能完善的防病毒軟件。云計算和大數據中心會成為集中攻擊的對象。2013年1-8月統計，境外約有1.8萬個木馬或僵尸網絡服務器控制了我國境內約814萬臺主機。信息技術被用來作為國家間政治、經濟與軍事競爭的手段，斯諾登事件就是一例。一些國家刻意準備網絡戰，目的是破壞對方的信息系統并進而摧毀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著名的案例是2010年9月伊朗的鈾燃料濃縮設施被 “震網”病毒攻擊而癱瘓。

從國家戰略高度認識網絡安全。美國在2011年5月發布《Cyber空間國際戰略》，聲稱如其網絡受到侵犯將視為對它領土的攻擊，美國將保留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打擊網絡威脅的權力，包括外交、信息技術、軍事和經濟。我國也需要制定有關網絡安全的國家戰略，從核心技術研發和管理協調等全方位提升網絡安全防御能力。

加強網絡治理，保障信息安全。互聯網作為一種信息傳播工具，是宣傳社會主義文化的陣地，也是不法分子或居心叵測的人散布謠言煽動事端或欺詐的角落，要嚴厲打擊網絡犯罪，同時還要加強引導和治理，凈化網絡空間，維護網絡秩序，保護網民和企業的利益。

重視網絡和信息安全產業的發展。我們不可能等待安全再推廣信息化，沒有永恒的安全，總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安全問題需要依靠發展來解決，我們要加大對網絡與信息安全技術的研發和產業發展的支持力度。網絡與信息安全產業占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的比重在歐美國家達到8%-12%，我國目前僅1.5%。我國信息安全產業整體相對弱小，關鍵產品和服務依賴進口，高端信息安全人才缺乏。對信息安全產業也需要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來認識，加大扶持力度，力爭實現《信息安全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的目標，即到2015年產業規模突破670億元。

(三)突破體制障礙，改善發展生態

我國信息產業的發展面臨頻譜資源的限制。我國城市人口密集，寬帶移動通信頻譜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發達國家把廣播電視模數轉換后騰出的700MHz部分頻段經拍賣重新分配給移動通信，但我國規劃完成廣播電視數字化的時間表拖得很長。另外監管體制的改革沒有跟上，通信與廣電兩部門的協調也非易事，三網融合的推進過程就是例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政府在關系國計民生和產業命脈的領域要積極作為，加強支持和協調”，這一指示對于信息化的推進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發揮政府在引導市場配置資源中的作用。核心信息技術的創新僅靠研發是不能完成的，英特爾的CPU和微軟的Windows是靠廣大使用者在使用中發現問題而改進完善的。歐盟為了支持他們先后提出的GSM和WCDMA移動通信標準，在產品開發尚未完成之時，就通過劃定頻譜方式要求全歐的電信運營商采用這一指定的標準。我國的市場雖不能換來國外的核心技術，但市場對于我國自主研發的信息技術是至關重要的。在積極創造知識產權的同時，要用好市場資源，為國產產品的技術完善提供土壤，對于掌控國內市場的國有大企業集團，應該賦予他們有支持國產產業鏈的社會責任。真正做到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關鍵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打通科技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通道，讓市場真正成為配置創新資源的力量，讓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

推進信息共享。中國人口居世界首位，但2010年中國新存儲的數據僅為日本的60%和北美的7%。我國一些部門和機構擁有大數據但封閉割據，共享難導致信息不完整或重復投資。政府帶頭信息公開是推進信息共享的重要舉措。美國聯邦政府建立統一數據開放門戶網站Data.Gov，開放政府擁有的公共數據，已開放原始數據3721項、地理數據386429項，還匯集了1570個數據可視化應用，增加了政府工作的透明性，便于市民的監督，公布的數據也給社會帶了很多商業機會。

加強信息化的統籌領導。體制機制的創新需要組織上保證，為了解決信息化的統籌領導與管理問題，有必要強化國家信息化領導機構的權威性。

(四)補足立法短板，完善法制環境

網絡立法面臨挑戰。互聯網是現實社會的映射，適用傳統的法律體系與法律關系，但它的出現也在部分環節和部分領域改變了傳統法律關系要素的內容。互聯網犯罪成本低而懲治成本高，出現了很多基于互聯網的新的犯罪行為，Cyber空間擴大了國家安全的維度，互聯網的虛擬性使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