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加大力度清理涉企亂收費，不斷釋放政策紅利降低企業成本，但這段時間記者調查中山一些企業發現，轉供電加價潛規則在一定范圍存在，部分企業享受不到供電公司惠企電價，呼喚打通供電“最后100米”梗阻。（詳見：“最后100米”電費博弈）

在轉供電的過程中，國家連續降電價的惠企紅利，被房東（二房東）克扣截留了。這種通過加收電價的牟利方式，堪比攔路打劫，不僅加重了商戶負擔，有悖國家政策初衷，還涉嫌違法——《電力法》第四十三條明文規定，任何單位不得超越電價管理權限制定電價。

國家惠民優惠不能落地，板子當然首先該打在這些利欲熏心的房東（二房東）屁股上，但從報道看至少還有兩道防線失守了——一是監管難到位讓投訴效果不大；二是沒辦法做到一戶一表讓這個違法行為始終有空子可鉆。

轉供電能否改為直供電從源頭上杜絕加價的可能？據新華社10月份的報道，該社記者在跟隨國務院第七次大督查中發現，轉供電環節的內部配電系統由商業綜合體、產業園區等經營者投資建設，且轉供區域往往內部物理空間改造頻繁、終端企業（租戶）不擁有產權，電網企業直接供電多不具備一戶一表計量條件。業內人士介紹，直供電改造難度大。一個通信站點改造成本少則約10萬元多則15萬元，此外協調也難，多數物業公司不同意。

可見，一步到位地將轉供電改為一戶一表的直供電，還難以大范圍實施。所以，監管之手是否到位便顯得尤為重要。

對轉供電加價牟利的治理，不妨借用反腐的思維——構建“不敢、不能、不想”的體制機制。

讓房東（二房東）“不敢加價”，就是要以零容忍態度懲治這種擅自加價行為，建立監管的快速反應機制，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充分利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對此種行為嚴懲不貸，不僅讓他們吐出吞進去的“政策紅利”，還要重罰讓他們“偷雞不成蝕把米”，這就是強化“不敢”。

開展以案促改，找到癥結，完善監管措施，就是強化“不能”。比如向浙江學習，利用現有的科技手段推出“轉供電費碼”功能，面向轉供電環節終端用戶提示疑似不合理加價風險等級，為政府部門清理規范工作提供支撐。或者對于具備條件的區域要推進直供電改造。

而要促進“不想”，就要加強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重塑商業文明。年初小欖“最美包租公”為租戶減免租金的義舉，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肯定，這樣的“最美包租公”在疫情期間不斷涌現。業主與經營戶是利益共同體，業主是“皮”，租戶是“毛”，皮不存則毛無處身之地，同樣，沒有毛的皮，欠缺了生命力。所以，減租免租是業主對經營戶的短期讓利，但從長遠來看，現在的“輸血”是為今后的“補血”做鋪墊，兩者存在共榮或共損的關系。職能部門要做好宣傳，讓這種“共生共存”關系說得深入人心。

在減租免租的風尚中，我們不難發現做出表率的，大部分是一些大企業或較有知名度的企業，這些企業在商海中熏陶了更多的商業文明，或者說企業發展的內在需要促使它們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這些企業比起坐地加價、威逼恐嚇的“二房東”目光自然更加長遠。所以，各地方政府要借助市委市政府大力推進“村改”的東風，引進更有擔當的產業園區經營者，不僅重塑產業的空間，也重塑商業的文明。

文明所到處，亂象自銷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