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蘇與甘肅、新疆等西部省份開展的可再生能源發電權替代交易開始執行。根據協議，2018年5至10月間，江蘇將通過減少省內燃煤機組發電的方式消納西部省份可再生能源，全年交易規模預計4.6億千瓦時(甘肅3.4億、新疆1.2億)。經安全校核，5月成交電量1.74億千瓦時(甘肅1.29億、新疆0.45億)，這是全國范圍內首例成交的跨省跨區可再生能源發電權替代交易。

按照國家能源局定義，發電權交易是指發電企業將基數電量合同、優先發電合同等合同電量，通過電力市場交易搭建的交易平臺，以雙邊協商、集中競價、掛牌等市場化方式向其他發電企業進行轉讓的交易行為。

原則上由大容量、高參數、環保機組替代替代低效、高污染火電機組及關停發電機組發電，由水電、風電、光伏發電、核電等清潔能源發電機組替代低效、高污染火電機組發電，不應逆向替代。簡而言之，就是以大代小、以清潔能源機組代替化石能源機組。

發電權交易早已不是新鮮事兒。

自2014年起，云南省在全國率先開展了電力市場化交易。

不過，現有的交易主要是針對省區內實施的，雖然有些電力交易中心已經建立了跨省區發電權交易平臺，但跨省區的發電權交易電量非常少。

而對于促進清潔能源發電消納而言，跨省區發電權交易的意義遠大于省內交易。

1、西電東送優化配置

在化石能源時代，西電東送是國內資源優化配置的重要手段和途徑，如今逐步進入清潔能源發電時代，這種跨地區配置電力的需求依然存在。通過跨省區電力交易充分利用西部地區豐富的水、風、光資源，既可以降低整個電力系統的電煤消耗，又可以促進西部經濟發展，具有較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當前，西電東送主要根據送、受端政府協商確定的中長期框架送電協議來執行，其中包括依據框架送電協議來確定各省級電網公司之間的中長期和年度送電協議。這種計劃經濟思維主導下誕生的電力調劑方式，并不適用于清潔能源發電。以南方電網經營區為例，其西電東送電量中水電比重很大，受水文氣象變化影響，實際執行中往往計劃趕不上變化，水火發電矛盾突出：當豐水年水電大發時，為避免棄水，需大幅壓縮受端火電開機，導致受端火電年利用小時數驟降，嚴重影響了這些火電企業的經濟效益。

因此，建立以市場為主導的西電東送交易協調機制，科學合理地解決云南與廣東、貴州等省份之間的發電權益之爭，是關系到西電東送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性問題。在電力市場改革仍處于初級階段的情況下，大力推動跨省區的發電權交易是最優選擇。

2、讓電網公司做代理

在計劃電量體制下，發電計劃電量的分配方式在實際執行過程中考慮因素較多，中間過程很復雜，為了快速推動發電權交易上規模，可以暫不考慮對現有的計劃電量分配方式進行變更，而是研究如何有效地促使發電企業在分配完成后將已分配到手的計劃電量在發電權交易市場上進行交易。

目前，我國已經開展的省內發電權交易普遍采用發電企業或者發電機組作為交易主體的形式，這一方面可以促進企業在報價過程中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進行競價，體現發電權交易的市場競爭作用;另一方面也方便最終的結算過程，操作相對簡單。

在跨省區交易平臺上，直接組織發電企業進行發電權交易，能夠有效突破跨省區壁壘，形成比較合理的價格信號。同時，發電企業直接參與的形式使得中間環節減少，開放度提高，很適于大型清潔能源發電或火電基地的電力外送。

然而，發電企業直接參與交易時常常僅從企業自身利益出發，不會綜合考慮本省區乃至區域的整體資源配置，并不利于最大限度地實現節能減排。而且在現有競價平臺上，要求不同省區間的發電企業直接進行交易難度較大，跨省區交易過程中產生的額外輸電費用、網損費用，需要發電企業與各省級電網公司進行結算，現在的結算機制尚不能與這樣的交易方式進行很好的銜接。因此，省區間發電權交易暫時不應采用發電企業直接參與的形式。

作為替代形式，可以由省級電網公司接受發電企業委托進行交易。具體操作方式為，作為出讓方的省級電網公司與作為購買方的省級電網公司直接在跨省區平臺上進行交易，交易達成后，作為出讓方的省級電網公司再以掛牌交易等方式向本省區內的發電企業收購電量。

這種代理模式雖然開放性差一些，但可以方便地組織清潔能源發電富裕省區的“三棄”電量，將高耗能、高排放的小火電機組發電指標轉讓給有剩余發電能力的清潔能源發電企業或低耗能、低排放的大容量火電機組。

鑒于當前西電東送的交易主體就是各省級電網公司，采用電網公司代理模式組織跨省區發電權交易并不存在技術和制度障礙，可以迅速推廣應用。未來，當西電東送電力交易發展到一定階段，合約轉讓與置換機制逐步成熟后，可以再將發電企業作為交易主體，以便更為充分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