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諸多電力市場主體(電力用戶、售電公司、發電企業甚至產銷一體的分布式發電業主)而言，正在或即將步入能源市場化時代，“上平臺做交易”也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的電力市場主體選擇。隨著注冊入市的市場主體數量與日俱增，電力交易平臺(以下簡稱交易平臺)的功能和效用日漸完備，在電力體制改革中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隨著交易平臺的輻射面和影響力日益增加，各方對交易平臺涌現與壯大的態度不盡相同，有喜愛與依賴，也有不滿與指責，甚至有恐懼與抵制。對比傳統意義上的互聯網平臺公司，如谷歌、亞馬遜、騰訊、阿里等，交易平臺與互聯網平臺公司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業務特點，如何借鑒互聯網平臺公司的發展路徑和業務模式，同時有效規避其發展壯大后面臨問題及潛在風險?亟需深入探討交易平臺的業務本質與運營邏輯，為交易平臺可持續發展樹立清晰的目標。因此對尚處于成長期的交易平臺而言，必須認真思考和處理好以下十大關系：交易平臺與技術、創新、市場管理委員會、價值觀、社會經濟、政府監管、需求方、供給方、電網企業，區域和省級兩級交易平臺。

簡言之，交易平臺的生產資料是數據，交易平臺的生產工具是規則，因此交易平臺所有關系均體現了“數據和規則”這兩個核心要素。數據的采集、處理(算法實現)、使用的過程，包含著規則;規則的制定又源于對數據的理解和使用能力，以及交易平臺的價值觀(此點通常較少提及)。本文試圖將“數據與規則”這兩個基本因素，拆解成交易平臺的十個關系來剖析。

交易平臺與技術

平臺的本質是連接。通過雙邊或多邊市場，將平臺上聚集的海量需求方與產品或服務的供給方以極低的成本連接起來，依托平臺，供需形勢及交易價格等信息可在市場主體間透明高效地傳遞，這大幅降低了需求方和供給方之間潛在的信息交互和匹配的成本。以Uber(優步)或滴滴打車為例，將海量用戶的出行需求與閑置或空駛的車輛資源以極低的成本連接起來，形成了新型的互聯網用車服務平臺及出行服務商業模式，凸顯了平臺的本質就是連接。

平臺的核心是匹配。一個成熟的互聯網平臺商業模式，其最核心的功能是提供精準匹配服務，一方面它將實時、多樣、個性化的海量需求信息數字化，同時又將供給方提供的產品與服務數字化，然后基于大數據的能力與算法，將供需雙方迅速準確地進行對接，協助雙方在平臺實現精準匹配，高效地完成交易。

電網連接著能源生產和電力消費，是承載能源輸送和轉換利用的網絡樞紐，可以說通過電網已實現了電力用戶(需求方)與發電企業(供給方)的物理連接，通過交易平臺可以進一步實現電力用戶和發電企業間的信息交互、供需匹配和資金結算功能。

在電力系統諸多要素中，“電力流、信息流、資金流”最為關鍵和重要。電力流是電網提供電力普遍服務的基礎，也是確保電力系統平衡的關鍵，更是未來電力現貨交易的主要承載體。信息流是電網發揮能源互聯網功用的前提和保障，隨著D5000系統全面推廣和智能電能表全覆蓋，已具備發電、輸配電、用電信息實時采集和信息化管理功能;隨著市場化交易深入推進，信息流與電力流的結合及交互需求將更為密切和迫切。資金流是所有能源生產和消費的最終形式，也是保障電力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隨著電力體制改革持續深化，未來資金的流向及結算關系也可能將進行調整。因此在能源互聯網及能源市場化時代，交易平臺核心的功能是與調度運行系統、計量及用電信息采集系統、電費結算系統進行實時雙向交互，這是交易平臺所有業務開展的基礎。交易平臺的數據采集、存儲、處理和安全能力，將面臨著顛覆性的挑戰。

之所以將交易平臺與技術的關系放在首位，著重表達交易平臺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其實是技術，其核心應該是數據采集、處理與安全能力，它是交易平臺運轉的基石。因此對于交易平臺而言，必須高度重視和提升相關能力。可以說，任何一個成功的互聯網平臺公司，其本質一定是數據公司。未來如果交易平臺不具備海量數據的采集、存儲、算法、安全等技術能力，也絕不可能成長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平臺。

交易平臺與創新

工業時代的創新大都是圍繞產品及服務進行創新，諸如產品設計開發、合理控制成本、大規模標準化生產，甚至營銷模式，其著眼點均是如何生產制造出物美價廉、廣受歡迎的產品。步入互聯網平臺時代，產品及服務的創新僅是社會創新的一部分，而規則和機制的創新則越來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很多互聯網平臺公司，如亞馬遜、阿里等，其自身并不制造產品，但同樣甚至更為高效便捷地解決了大眾的生活需求，而且互聯網平臺運營也日益呈現出“線上線下同品、同質、同價”的特點。事實上互聯網平臺的產品或服務，其自身并未有新的改進，但交易規則、商業模式、運營機制出現了新的創新，則讓用戶體驗有了質的提升。

因此，對于互聯網平臺公司而言，除了連接者、匹配者之外，更需肩負起市場設計者的職責，惟其如此，方可推動規則和機制持續創新，更好地踐行其連接者和匹配者的職責。對于互聯網平臺公司而言，平臺與創新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方面平臺自身如何保持創新，另一方面平臺如何激發與之相關聯的商業模式和社會經濟創新。平臺既要確保需求方的體驗與權益，又要激勵供給方持續創新，不斷提升產品與服務能力，讓平臺上的相關方實現良性互動、共生共贏、持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平臺創新的內涵需持續發掘，并在實踐中持續改進。

就交易平臺而言，需要在去中間化、去中心化、去邊界化三方面發力，做好規則和機制創新。

去中間化，就是不屏蔽上下游，而是讓供給方(發電廠)和需求方(電力用戶)直接進行交互，充分發揮雙邊或多邊交易的市場優勢，努力縮小供需雙方交易價格訴求的差距，提高市場總成交量。整體而言，交易平臺扮演的是撮合者的角色，更類似教練，而非領跑的運動員。

去中心化，就是充分調動多元主體的積極性，由其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務，吸引更多的需求方和供給方加入，充分發揮同邊網絡效應。如使用微信的人越多，個體越覺得微信帶來的效用越大，同邊網絡效應即是如此。同樣交易平臺服務的主體越多，相關方的網絡效應就自然越高。因此對于新興的市場主體，諸如售電公司、分布式能源產銷一體者，交易平臺都應抱著“歡迎、支持、服務”態度，激發相關方良性互動，營造良好的平臺生態圈。

去邊界化，就是要摒棄固有的慣性思維模式，從觀念乃至行為主動迎合市場需求。就交易平臺注冊的市場主體而言，除了傳統的發電、電網以及用戶之外，更多的是之前從未涉足電力乃至能源行業的企業，如節能設備商或節能服務商之前僅能以合同能源管理方式為用戶提供服務，現階段可以提供市場化購電服務，就可以為用戶提供從購電、節能、能源運維以及能源托管全鏈條的服務，附加值將大大提升，而此類市場主體對交易平臺的忠誠度或黏性也會更高。

交易平臺與市場管理委員會

如前所述，連接者、匹配者和市場設計者是平臺的主要職責，其中市場設計者是核心，一方面有助于平臺更好地履行連接者、匹配者的職責，另一方面可以持續優化關聯的商業模式，進而推動整個行業創新。

市場規則對交易平臺的影響重大。目前各地市場規則通常由電力行業主管部門或監管機構印發，電網企業、發電企業、電力用戶及售電公司等市場成員據此在交易平臺開展業務。總體而言，現階段絕大多數市場規則是被“發明”出來的，即市場規則是以可理性推導的理念和價值為基礎，由預設的、依靠理性可以推衍出來的原則構成的。但事實上，電力市場的交易群體是由兼具理性與感性、易受關聯影響的個體組成，并非統計學意義上相互獨立、完全理性的個體，個體之間以及個體與電力市場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是以非線性方式進行的。傳統的經濟學與管理學的模型及工具，在實際的電力系統面前多有不足;而市場規則為了迎合數學模型簡便的需求，簡化了電力市場中個體行為的復雜性與多樣性，簡單地將其填充到既有的框架中，其實是難以滿足實際應用需求的，正如莊子所言“以有涯隨無涯，殆矣”。

例如英國的普通法，就不是制定“發明”出來的，而是“發現”出來的。所謂“發現”出來，就在于英國的法律體系不是立法主導，而是司法主導，依照案例的堆積來逐漸形成它的法律。同樣的，市場規則也不應該是被“發明”制定的，而是應該被“發現”形成的，同時市場規則也不應該由某個機構或群體主導，而是在市場運行過程中，相關主體在實踐中持續摸索、總結反饋、優化迭代、改進升級，如此循環往復，直至日漸完善。

在電力市場實際運行中，由于缺少科學的電力市場仿真環境，市場規則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賴其編制過程中的理性推導及假想條件，其普適性難以得到驗證。此外，市場規則均由政府部門印發，實踐中即使發現紕漏或不足，為了避免朝令夕改，也難以及時迭代升級。現有條件下，在市場規則制定階段，要充分發揮電網企業、電力用戶、售電公司、發電企業等作用，此四方應按比例確定代表，參與市場規則編制，及時真實反映各方利益訴求，甚至游說其他主體支持己方觀點。同時要適當吸收大學、研究機構等中立代表，確保在市場規則制定階段，相關方已經充分進行博弈，各方利益訴求已達到適度均衡。

電網企業、電力用戶、售電公司、發電企業按比例確定代表，這本身就是市場管理委員會的構架，再加上大學、科研機構等第三方機構人員，據此就可以組建市場管理委員會。這種條件下，市場規則的制定乃至印發，均可由市場管理委員會負責實施，市場管理委員會印發的規則，應更多側重于實操層面;而政府部門或監管機構印發的規則，更多側重程序性方面，從頂層對交易規則框架進行設計，從流程方面對市場管理委員會的運作進行規范和約束。交易平臺須嚴格落實市場管理委員會制定的規則、通過的決議，確保電力市場規范高效運行。

因此，現階段要加強電力市場管理委員會建設。一是要高質量高規格組建市場管理委員會，各方成員均需吸納，充分體現相關方利益訴求。二是要切實發揮市場管理委員會的作用，市場管理委員會不是“開堂會”，而是要成為“議事會”和“決策會”，保障交易平臺高效規范運營，進而形成良好的平臺生態圈。

交易平臺與價值觀

關于平臺價值觀的問題，經常被混淆為技術是否中立的爭論。事實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問題，技術對平臺至關重要，但平臺不等同于技術，因此不能拿技術是否中立的邏輯套用在平臺上。

如前所述，平臺作為連接者、匹配者和市場設計者，其扮演的角色更主動、影響也更大。平臺作為市場設計者，其背后是設計開發平臺功能與規則的人，由于平臺功用是動態發展的，它的規則和價值觀也是一直在演化、迭代之中，因此其功能的設定與規則的制定，也必然遵循著平臺開發者與設計者的某種價值觀。正如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的CEO、人工智能圍棋程序AlphaGo之父德米斯·哈薩比斯接受《衛報》采訪時：“技術本身是中立的，但它是個學習系統，所以技術會逐漸映照出技術設計者的價值體系和文化。因此我們必須很謹慎地考慮價值觀這回事。”

因此，任何平臺一定是有其價值觀的，它的價值觀都預設或隱藏在平臺的功能與規則之中。因為平臺的特殊性，相關方對于平臺的道德要求通常也是極高的，如之前百度搜索因魏則西、莆田系醫院等事件，遭遇了嚴重的危機;近期滴滴順風車因空姐遇害事件也飽受詬病。一言以蔽之，平臺作為一個多元龐大而又復雜互動的網絡的核心角色，它面臨著來自用戶、政府與公眾的極高的道德要求，其自身必須肩負起對應的價值觀與道德的考量。

對交易平臺而言，目前交易規則均由政府部門印發，市場規則更多體現了政府部門的價值觀及政策要求。現階段交易平臺的價值觀主要體現為相對獨立、中立、公平和非盈利。

一是交易平臺以相對獨立和中立的身份組織市場化交易。交易平臺須要處理好與政府部門、電力用戶、售電公司、發電企業和電網企業的關系，交易平臺既不是運動員、也不是教練員，而是服務員，要為市場成員做好服務，為更多市場成員上平臺做交易提供基礎保障，同時積極推動交易規模持續擴大。

二是交易平臺非盈利定位也便于其平衡各方利益訴求。目前電力體制改革已步入深水區，各方利益調整糾葛較大，交易平臺作為中立方，需恪守其非盈利性、中立性機構的角色和定位。未來交易平臺如收取交易費用甚至存在盈利傾向時，則需關注其存在利益驅動時增加交易品種、變更交易規則的沖動。

三是交易平臺價值觀也需與時俱進。隨著電力體制改革深入推進，交易平臺功能定位可能也會隨之變更，其價值觀也將會同步調整。但萬變不離其宗，交易平臺應有其道德和價值觀，而且要經得起在聚光燈下接受相關方、社會和公眾的拷問和考量。

交易平臺與社會經濟

眾所周知，宏觀經濟是由無數微觀經濟活動構成的，而人類絕大多數經濟活動，都可以套用如下簡單模型：

步驟一：供給方生產出可供交易的商品(包括有形的產品和無形的服務)，需求方提出產品或服務的需求;

步驟二：雙方或多方進行供需信息匹配;

步驟三：交貨、付款，完成交易。

從簡單物物交換的原始社會，一直發展到如今紛繁復雜的現代社會，社會發展一直體現為，在滿足同樣的需求，所需要的總成本不斷降低。總成本包括了生產成本、信息交互成本、金融成本、物流成本。事實上，一切成本都可以轉換為用時間度量(如馬克思所說，商品的使用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因此總成本的降低最終體現為時間的節省，即效率的提升。傳統的商業模式乃至近年來興起的互聯網商業模式變化，其背后一定是一種相對高效的經濟模式代替了原有模式。由于互聯網本質上就是信息“高速公路”，現在興起的互聯網平臺經濟，可以極大地降低相關方信息交互的成本，此外資金支付也可以通過線上渠道完成，由此帶來了整個交易活動的高速演進和迭代。

平臺作為連接者、匹配者、市場設計者，決定了它在連接需求方、供給方之后，要持續地為用戶提供更多、更獨特、性價比更好的產品與服務，這是平臺存在的意義，也是其能夠不斷發展壯大的前提。因此，以海量用戶的精準需求為依托，平臺會不斷刺激供給方進一步提升能力，逐步提升相關方的效率、進而深度挖掘相關方的創造力，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的增長與活力。而且這種增長，一方面來自用戶真實、精準的需求，是“需求側”驅動的增長;另一方面根據用戶真實需求的刺激，推動“供給側”進行針對性地改進，提供更加有效的供給，是“供給側”改進的增長。依托平臺，需求方和供給方可以實現深度融合、良性互動，從需求側、供給側雙向進行“驅動”，此模式下社會經濟發展的質量更高，浪費更少。

全社會用電量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電費支出也是工商業用戶較為敏感的生產要素，近幾年隨著市場化交易逐步推進，有效降低了用戶的用能成本。國家發改委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市場化交易電量累計1.63萬億千瓦時，為工商業用戶減少電費支出603億元。市場化改革釋放的紅利，激發了更多市場主體參與交易的訴求。目前交易平臺注冊的用戶，基本以大用戶為主(電量規模較大、接入電壓等級較高)，現階段基本上只是完成了“連接者”的角色，將部分用戶吸引到平臺上開展交易，而交易雙方需線下溝通意向、線上確認結果，交易平臺在“匹配者”的角色和功能仍需強化。今后隨著市場化交易準入用戶的數量不斷增多，部分用戶電量規模較小，與發電企業議價能力不足，交易平臺針對海量的中小用戶與發電企業間的“連接者”的角色也需重新定位。為此交易平臺需重點做好以下幾方面改進：

一是深化市場主體“連接者”的角色。實現電力用戶與發電企業、電力用戶與售電公司、售電公司與發電企業等不同市場成員間的有效連接，為海量市場主體提供高效、便捷、有效的連接，將目前線下聯系、線上交易的方式改進為線上聯系、線上交易，實現供給方、需求方線上雙向互動，實現不同市場主體網狀連接。

二是做好供給方和需求方精準需求“匹配者”職責。要充分發揮售電公司作用，其既是供給方(對電力用戶而言)，也是需求方(對發電企業而言)，借助于售電公司的雙重身份，實現供需雙方雙向互動、精準匹配，實現供給側、需求側雙向驅動。

三是持續擴大交易規模。現階段參與市場化交易可以一定程度降低用能成本，用戶參與市場化交易的訴求強烈。只要可以持續擴大交易規模，就是帕累托改進，相關方的壓力就會減小;而增量一旦停滯，就是零和博弈，即一方利益的增加必然以其他方利益的減少為代價，這將帶來一系列問題。因此持續擴大交易規模不僅是交易平臺的職責所在，更是包括政府部門、市場主體等所有相關方的共同訴求。

交易平臺與政府監管

網約車政策在2016年引起了巨大關注與爭議，政府部門以保護用戶安全、促進良性競爭的名義出臺的政策，在不同的利益主體看來莫衷一是，引發了各方爭執，這凸顯了平臺規則與政府監管的某些沖突或訴求的不一致。

如前所述，平臺本質是對現有資源進行聚合和再次分發，這個過程本質上是對社會供需關系進行重新調整的過程。例如網約車平臺出現之前，打車就僅是乘客與出租車公司(司機)雙方之間的服務關系。在網約車出現后，網約車平臺介入其中，使幾方主體之間的關系變得復雜起來，網約車服務的過程重構了社會的供需關系，而在重構社會供需關系的過程中，必然涉及相關方利益調整，政府監管介入合情合理合法。

事實上，相比于傳統企業或傳統商業模式，互聯網平臺是一個由技術驅動而催生出的一個新興的市場、新的商業模式，有其自身新的邏輯和特點，實現了局部甚至是顛覆性的創新，同時也難免帶來新的問題與困局。這意味著，它需要新的解決方案和監管方式。針對平臺監管需要重點關注以下幾方面：

一是政府監管應以促進行業發展為著力點。互聯網平臺商業模式的發展會打破甚至重構之前利益相關方的力量平衡，此種情況下，監管不應簡單關注哪方的呼聲更大、誰的力量更強，依然要回到行業的實際中來，回到基本的法律框架下，如果實際運營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基本的法律體系仍然適用，那么監管的尺度就不應該輕易改變，不應讓監管成為利益博弈工具。

二是市場監管應適應產業或行業發展趨勢，審慎而為、謀定而后動。倉促出臺的監管措施，對于整個行業而言未必是好事，政策制定者應更深入地研究行業實際特點，把握行業發展的趨勢及需求后，再行研究出臺相關措施。在對互聯網平臺商業模式了解不深或趨勢尚未把握的前提下，應該采取包容性的監管政策，而沿用舊的思路來管理創新性或顛覆性的技術往往不成功。

1865年，英國議會通過了一部《機動車法案》，后被人嘲笑為“紅旗法案”，其中規定：每輛在道路上行駛的機動車，必須由3個人駕駛，其中一人必須在車前面50米以外做引導，還要用紅旗不斷搖動為機動車開道，并且速度不能超過每小時4英里(約6.4公里)。由于未能看清汽車工業發展的未來，這部法案讓汽車等同于馬車，扼殺了英國汽車工業發展的先機，汽車工業則在美國迅速崛起。1895年，紅旗法案被廢除。

與其他行業的監管從無到有、從粗放到精細的監管歷程不同，作為國計民生的基礎性行業，電力行業一直就存在著監管，而且隨著市場化交易深入推進，政府部門對市場化交易的監管也日趨常態化。同時市場規則通常也是由監管機構印發或參與編制，監管的針對性也更強。然而隨著市場化交易深入推進，市場主體的數量將成百上千地增長，傳統模式下一家監管機構面對一家電網企業、幾十家發電企業的監管模式，與現階段的市場主體規模和特點不相適應。因此針對步入能源市場化的電力行業，應研究探索如何更好的發揮監管作用，引導促進行業持續健康發展。

狹義而言，監管的實施主體為政府部門，如電力運行主管部門和能源監管機構，即公共監管;廣義而言，市場監管存在兩個實施主體，一個是政府部門，一個是交易平臺或市場運營機構。目前各方對政府公共監管的關注度或期望比較高，而對交易平臺對市場主體所進行的監督或管理，即平臺監管的關注度不夠，認識也有所局限，這也導致了未能有效發揮交易平臺的監管作用。就交易平臺自身的發展邏輯而言，確保平臺上各方的利益都能獲得保護，且彼此間實現良性互動、共生共贏，是交易平臺能夠存在和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任何傷害到大多數市場成員利益的行為，必將被交易平臺約束甚至懲罰。從這個角度看，交易平臺實施監管的需求通常會比政府公共監管更為迫切;同時，由于存在兩個監管實施主體，二者的邊界在哪里?二者的監管行為如何協同發揮作用，這些問題都有待探討。

通常而言，公共監管效率比較低，監管成本比較高，監管的時效性也不強，但公共監管的一個特征就是懲罰力度較大，對相關方約束力較強。平臺監管成本很低，時效性較強，但懲罰力度較小，也無法借助行政權力進行懲罰，對相關方約束力較差。因此需將二者進行有機結合，即政府部門監管交易平臺，交易平臺監管市場主體，公共監管與平臺監管，既不可或缺，也可以互補。特別是當市場化交易規模變大、注冊市場主體數量急劇增多后，平臺監管對公共監管的替代和互補作用將越發明顯。因此，針對交易平臺的監管，應探索構建以平臺監管為主、公共監管為輔的協同治理體系。(未完待續)

本文刊載于《中國電力企業管理》2018年10期，作者供職于冀北電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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