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專家提出，轉型首先源自觀念與思維的轉變。

“談及‘能源安全觀’，通常理解為科學供給、保障合理需求。而現在，能源安全已不僅限于供需安全，還要注重環境安全、氣候安全，確保大氣、水環境等可持續，在應對氣候變化中推動能源低碳轉型。”杜祥琬說。

我國的“能源資源觀”也要更新。杜祥琬表示，“富煤、貧油、少氣”的傳統認識，現已跟不上發展要求。“豐富的自然資源，加上技術能力、成本下降等因素，共同推動非水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長，由最初的‘微不足道’發展為現在的‘舉足輕重’。目前，風能和太陽能的已開發量遠低于技術可開發量的1/10。這意味著，構建以非化石能源為主的低碳能源體系，資源基礎豐厚。”

杜祥琬還稱：“作為主要負荷區，我國中東部地區往往認為自己負荷重、資源缺。若能轉變習慣，認識到自己身邊的可再生能源并實現高比例自給，就可緩解西電東送、北煤南運等壓力。”

除了供給，還有消費觀念的轉變。中國工程院院士江億認為，在碳中和的新目標下，能源轉型要從需求側做起，節約能源、減少能源需求是基礎所在。

“實現碳中和情景，主要依靠風電、光電、生物質能源等。這就要求化石能源需求盡可能最小，以降低二氧化碳捕集、封存以及碳匯等壓力。盡可能減少末端對燃料的依賴，能源輸送路徑由過去‘燃料-熱量-電力’轉為直接使用電力或由電力到熱量的方式。”江億表示，降低終端能源需求，消費觀念及模式的轉變很關鍵。

有了思路，具體如何實施？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副總經理劉宏斌認為，對于我國而言，煤炭仍是一定時期內的能源消費主體，但中短期內，其消費將進入平臺期并早于世界達峰，2025年后持續下降；近年來油氣資源生產能力不斷回升，但因天然氣需求增幅較大，供應增長幅度仍難以跟上需求增長；新能源則進入規模發展階段，2021-2025年均增量有望超過4000萬噸標準煤。

結合能源安全形勢，中國科學院院士鄒才能進一步提出“潔煤、穩油、增氣、強新”的路徑。具體而言，第一步是2021-2035年，以天然氣為橋梁，加大高碳能源清潔減量利用，加快清潔能源高效規模利用，“天然氣+新能源”消費占比達到40%；第二步是2036-2050年，以綠電、綠氫為橋梁，力爭到2050年一次能源自給率提高到95%，“天然氣+新能源”消費占比升至50%以上。

但也有不同觀點。“我國目前仍處于燃煤時代，到底是從煤到油氣再到可再生能源時代，還是直接通過‘煤改可再生能源’實現低碳目標？”江億表示，我國燃氣資源相對不足、氣源在外，且技術起步較晚、相對落后；風電、光電技術與國際領先同步，已形成從元器件、系統、控制等全套產業鏈，且成本不斷降低。“改變以煤為主的能源系統，涉及能源生產、轉換、輸配、終端等全系統更新。若從‘改氣’出發，對電力系統和各種終端用能方式的改造路徑，與低碳未來差異巨大、方向不同。對此應發展可再生電力，直接向低碳目標邁進。”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長王仲穎也稱，若沿著西方國家走過的“老路”，形成煤炭、油氣和非化石能源“三分天下”的結構，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將達到100億噸左右。“建設現代能源體系，必須跨越油氣時代，直接進入清潔的可再生能源時代。”

記者還了解到，在能源轉型過程中，種種挑戰并存。“能源轉型既包括能源結構的低碳轉型，也包括空間格局的優化平衡，二者共同產生效果。其中，必然存在各種各樣風險。”杜祥琬說。

杜祥琬表示，長期以來，業內習慣于大基地、大電網模式。但其實，風電、光伏、生物質等資源，均適合形成分布式的低碳能源網絡，集中式與分布式相結合則更具發展潛力。例如，東部地區常常只用電、不產電。若能發展一系列低碳能源網絡，讓東部地區自發自用、寓電于民，由單一的“能源消費者”變成“能源生產型消費者”，有助于解決用能問題。“一大批中東部‘產消者’的出現，將創造中國電力系統新形態，但要經過較長時間的努力才能實現。高比例可再生能源逐步替代化石能源，不僅是能源結構的變革，也要求電力系統在體制、機制、管理運行等方面做出一系列革命性創新。對此，要警惕能源系統和技術落后帶來的風險。”

江億也稱，能源轉型離不開能源體制的革命。“現有的能源政策機制體系，與低碳轉型要求嚴重不適應。比如，存在多重補貼、交叉補貼等問題，嚴重背離市場；不合理的電價機制，導致發電側不能充分鼓勵靈活電源調峰，用電側不能充分鼓勵需求側響應模式等問題長期存在。恢復能源產品的市場本質，讓能源領域回歸市場，只有徹底改變定價機制才能實現能源轉型。”

“目前，地方政府之間、企業之間仍存在壁壘，要打破利益集團等壁壘，體制機制創新必不可少。此外，如何通過政策引導全社會參與也是挑戰，包括政府綠色低碳的帶頭作用、公民的自覺低碳行為等。”王仲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