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那個一言不發的大二學生，在那天下午萌發了對一個法律新學科的強烈興趣，也讓金先生多年以后記住了我——一個以環境法為生存方式的北大畢業生。”在一篇紀念恩師的文章里，如今已是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駐會副主任的呂忠梅曾這樣回憶起她的學生時代。
　　也許正是從那個時候點燃的熱情，讓呂忠梅在環境法領域不知疲倦地深耕了三十多個春秋。她參與了數次環境立法工作，她見證了中國環境法治的點滴進步，她是不折不扣的“環保人”。今年兩會期間，百忙之中的呂忠梅再次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談土壤立法：整體保護土壤環境，建立分級分類的修復制度
　　備受關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目前已歷經二次審議。
　　雖然叫土壤污染防治法，但在呂忠梅看來，與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不同，土壤污染防治法是一部綜合性極強的法律。為什么這么理解，因為土壤是水、氣，還有固體廢物等的載體，強調這是一部綜合性、以質量管控為主的法律，本質上是要保證土壤質量的清潔、安全、健康。
　　循著這樣一個思路，呂忠梅認為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有以下幾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值得考慮。
　　第一，這部法律不能僅限于對土壤污染行為的控制，還要考慮土壤環境的整體保護。比如由于歷史原因，一些地區土壤的重金屬本底值很高，即便沒有人為活動，也處于危險狀態，要不要納入管理？“我們可以叫土壤污染防治法，但這部法律的調整范圍，一定要有所擴大。”
　　第二，土壤污染防治的標準制度體系與水、氣不同。后兩者作為單項環境要素，主要是控制污染物排放，適用污染物排放標準；而土壤污染的來源復雜，是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的累積載體，需要建立質量綜合性的質量管控標準，明確一定范圍內的土壤環境容量。當然，標準之間必須銜接。這就需要重新梳理現有標準體系，建立以保障人群健康為核心的綜合防控標準。
　　第三，關于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制度問題。國家已經開始全面推行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尚無法律依據，可以考慮在新制定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建立這一制度。因為改革方案中所提出的各種適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情形，大多與土地利用行為有關，目前法律正在制定中，也是一個好契機。為今后制定相關司法解釋提供法律依據，為今后相關執法提供法律依據。
　　另外，還必須妥善處理土地利用權人的責任主體問題。例如面對幾十年前的污染，有原土地使用權人、現土地使用權人，政府有售出土地的行為，他們之間的責任如何分配。還有，建立分級分類的土壤修復制度，對于一些花再多錢也無法修復的土地不如禁止使用，通過自然力去恢復。
　　談新環保法實施：繼續加大執法力度，倒逼地方政府和企業守法
　　新環保法的實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呂忠梅說，現在評價成效如何，得出結論還為時過早，不過這部法律實施三年來，她確實看到了很多可喜的變化。
　　變化之一，是環境執法力度空前加大，使得各級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環境守法意識明顯提升。比如，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把改善環境質量納入考核目標，也有更多的企業會在決定投資項目時，先去咨詢是否符合環保的要求，會不會違反環保方面的法律。
　　變化之二，是公眾參與的意識和程度比過去有了很大提高。環境保護的社會組織和志愿者越來越多，社會公眾尤其是青年人接受環境保護的理念、參與環境保護的意識與新環保法實施前大為不同。
　　變化之三，是環境立法進展迅速，2014年環境保護法修訂以來，每年都有幾部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制定或修訂，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進行了再次修訂，新制定或正在制定環境保護稅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同時，還為了配合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推進，修改了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這些立法都為環境保護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法律依據。
　　不過，在不斷跟蹤新環保法實施的過程中，呂忠梅和她的團隊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她特別提到環境保護法規定的一些新制度，現實中落實進展緩慢。例如新環保法第三十九條關于環境與健康制度，就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主要是存在體制機制障礙，為此，呂忠梅在今年提出了一個關于完善環境與健康監管體制的提案。
　　呂忠梅告訴記者，新環保法確立了環保部門統一監管、相關部門各負其責的管理體制，但現實中往往還是環保部門在唱獨角戲。另外，中央環保督察發現了這么多的環境違法問題，也反映了在環保法的普遍遵守方面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問及今后如何更好地實施這部法律，呂忠梅認為現階段還要繼續加大集中執法力度，倒逼地方政府和企業守法。但她很希望通過這一階段的努力，讓普遍守法成為常態，使保護環境真正變成每一個企業和每一個人的自覺行動。
　　“到了這個階段，我們才可以說這部法律真正執行好了。”呂忠梅說。
　　談環境司法：專門化程度實現新跨越，還應提高精準化程度
　　經歷并見證了中國環境司法柳暗花明的呂忠梅，一直堅持對全國的環境司法情況進行跟蹤研究，撰寫并向社會發布相關研究報告，她對這一領域的迅速發展感受頗深：
　　一是環境司法專門化推進順利，在審判機構、機制、規則、理論和團隊方面都實現了新的跨越。
　　二是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試點達到了預期目的，加大了對政府不作為的監督力度，大量影響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生態環境案件得到及時辦理。
　　三是通過這幾年的司法實踐，一些新型環境資源司法糾紛得到了公正處理。比如，過去將礦產資源糾紛作為普通民事案件加以處理，根據合同自治原則裁判采礦權轉讓糾紛，忽視了這些行為可能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201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礦業權民事糾紛案件典型案例和司法解釋，強調要重視礦產資源糾紛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還有，環境案件的裁判方式有了很多創新，能夠更好地符合環境保護的規律和需求。
　　四是有了一支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環境司法隊伍。
　　呂忠梅告訴記者，今年將會繼續跟蹤環境司法領域進展，發布中國環境司法發展報告。同時她也很欣慰地看到，去年提出的一些建議得到了采納。比如針對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試點中存在的問題的解決建議，法院、檢察院高度重視。
　　“兩高”剛剛公布了檢察機關提出公益訴訟案件的司法解釋，“我們在研究報告中提出的問題和建議，在這個解釋里基本都得到了采納。”呂忠梅說。
　　談及環境司法，還有一個問題不得不說，那就是環境保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問題。
　　呂忠梅說，我國刑法典關于環境保護的規定比較原則，沒有很好考慮與環境行政執法銜接問題。一方面是刑法的罪狀表述、定罪標準不明確，另一方面是量刑偏輕。為解決這些問題，這幾年也作了很多努力，一是通過全國人大立法，出臺的刑法修正案，明確環境資源犯罪行為的罪名，提高刑罰幅度；二是“兩高”與執法部門單獨或聯合發布司法解釋、司法政策、規范性文件，對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中發現的一些具體問題予以解決，為兩法銜接提供依據。
　　但是，從去年的研究看，這些還是不夠。呂忠梅認為接下來還要提高精準司法程度，進一步研究銜接的具體制度、具體程序。同時，也要加強對環境執法人員的培訓，提升執法人員采集證據、搜集證據、固定證據、判斷證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