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是2018年三大攻堅戰之一，壯大環保產業必不可少。3月1日，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下稱“環境商會”)召開媒體見面會。該會會長趙笠鈞在會上指出，環保產業正處于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和產業結構深刻變革期。
目前，環保產業整體發展勢頭強勁，但同時在一些具體領域和市場方面也存在諸多問題和障礙，集中體現在工業污染防治、農村污染防治、制度化環境管理、市場秩序維護等方面。
該商會通過全國工商聯提交的團體提案《鍛造環保利劍，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下稱“團體提案”)指出，環保產業發展在價格、財稅、金融政策機制方面還有待完善，存在市場化秩序亟需規范的問題，表現為不規范競標嚴重，稅費負擔壓力大，民營環保企業融資成本高。
21世紀經濟報道對比該商會往年提案發現，上述問題并非新問題。例如2017年兩會期間，環境商會就曾提交過《關于環保行業稅收政策調整的影響與建議》。
環保督察帶來雙重效果
戰略機遇期的一個表現，就是環境管理制度的改善給環保企業帶來了一系列市場機會。
“在環境管理制度方面，至2017年底，中央環保督察已實現31個省份全面覆蓋，對地方環保工作推動效果明顯。”趙笠鈞說。
而對環保企業來說，一方面本身是被督察的對象，嚴格的環保督察倒逼環保企業提高自身技術;另一方面，催生了眾多環保市場機會。
環境商會副會長、海灣環境董事長魏巍表示，作為大氣污染治理企業一員，明顯感受到中央環保督察帶給政府的壓力。
“在大氣污染傳輸通道上的城市，政府一把手基本三分之一的工作都是環保，每天早上起來看手機APP上的PM2.5數據。政府一把手的責任問責壓力很大，進而對(大氣污染治理)市場也是一個很大的推動。”魏巍舉例說，在“2+26”傳輸通道城市之一的淄博，海灣環境挨個排查300余家化工廠，進行“一廠一測”的監測。
大氣治理專家、原中國環境科學院副院長柴發合也表示，“重點大氣污染物治理在二氧化硫持續下降的同時，要把氮氧化物的治理和VOCs的治理作為2018年一個很重要的污染治理方向。”
環境商會執行會長、蘇伊士亞洲區執行副總裁孫明華發現，環保督察之后，污水處理廠的水量和垃圾焚燒廠的垃圾量有明顯增加。
“這說明什么?以前環保督察不嚴的時候，很多企業偷排偷放，不知道去了哪里，誰給收了，或者是某個私人企業拉走了，或者是直接排放了。但是督察之后，特別是把企業領導人的職責和他的法律責任聯系在一起后，沒有人敢冒這個風險了，所以有很多企業來找我們。”孫明華說。
不過，趙笠鈞指出，通過環保約談、巡視、督查等形式，依靠大量人力投入發現并跟蹤解決問題，高強度的工作難以長期持續，且單憑環保部門的力量無法做到對固定污染源的全覆蓋。
趙笠鈞認為，環境管理的制度設計需要強化，利用大數據輔助技術，以精細化管理代替人為檢查、巡查。
對排污企業達標排放的監督，政府可借助對排污許可制度的推動、利用在線監控、監督性監測、遙感無人機巡查等手段建立天空地的環境監測監管體系，實現管理的常態化、標準化。
環保行業可提供智慧環境綜合管理系統的技術開發和服務支持，并在更大尺度上融入智慧城市系統。毫無疑問，這又將是一大行業機遇。
不規范競標問題嚴重
不過，處于戰略機遇期的環保行業正受到價格、財稅、金融政策機制等方面的制約，市場化秩序亟需規范。
以市場秩序為例，趙笠鈞表示，偏離實際成本的惡性不規范競標問題突出。
近兩年，隨著環境標準、管理、執法趨嚴和PPP項目的不斷發展，全國各地出現了不少百億元級別的環保項目。
但是，由于環保項目評標專家組構成不科學不合理，工程經濟專家占比多，而環境技術專家數量少，尤其技術標評定主要依賴于專家主觀打分，無法體現環保企業的技術、質量、運營管理等專業優勢。
大型環保項目的投標方，基本由建筑工程或機械制造類企業牽頭與環保企業組成聯合體，且環境服務公司處于從屬地位，話語權和定價權不高，使環保項目全生命周期管理運營風險加大。
環境商會執行會長、首創股份總經理楊斌表示：“一些這類企業確實重視工程的建設，但是忽略了工程的設計，包括頂層設計、技術植入。”項目實施建成以后，這些企業對后續的運營維護、具備行業經驗和特點的問題都不是很重視。
趙笠鈞認為，無論是先低價拿標搶占市場份額，項目運行后再提價，還是企業戰略轉型需要，這些偏離實際成本的惡性不規范競爭，不以持續穩定運行為目標的短視行為，極不利于環保產業的健康發展，同時也造成環保行業平均收益率下滑明顯。
據測算，目前燃煤電廠煙氣特許經營項目投資內部收益從12%下降至8%左右，水務項目從8%下降至4%到5%左右。僅與5年期的銀行貸款基準利率持平，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從12%下降至5%到8%左右。
對此，團體提案建議試行開展同業環境設施運營監督。相同地區或同一城市的不同環境基礎設施運營公司，開展交叉式運營期環境監督，保障低價中標環保設施的長期穩定達標排放。
鼓勵第三方社會機構開展環保企業綜合評級，對于違反誠信或擾亂行業秩序、低價競爭或違規提價的企業，給予降級或實行行業性聯合抵制，以遏制企業不規范競爭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