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隨著東方園林發債失敗，神霧環保、盛運環保、凱迪生態等多家環保上市公司債券違約，環保企業普遍反映資本市場遇冷。事實上，自去年以來，“去杠桿”的大背景下，環保行業就接連遭遇融資渠道萎縮、資金成本急升、信用風險劇增等沖擊，環保行業融資難這一瓶頸問題再次成為業內關注的焦點問題。

當下，“輸血”和“造血”要雙管齊下，方能解決環保企業融資難題。一方面，需要完善綠色金融體系，探索新的綠色金融模式;另一方面，需要企業加強風險管理，充分披露環境信息，這不僅有助于資本市場對行業改觀，也能改善目前融資難的局面。

環保行業債務危機原因何在?

方正證券近日發布的研報顯示，2018年上半年環保上市公司整體收入增速24.83%，凈利潤增速9.66%，均有所放緩;整體毛利率27.78%，較去年同期下降0.10個百分點。

方正證券分析師郭麗麗分析認為，“近兩年環保企業受PPP影響，依靠融資拓展業務，行業整體資產負債率加速攀升，2018年中報顯示行業資產負債率達到歷史新高55.05%，同比提高3.18個百分點”。

而東方證券方面給出的分析認為，環保行業自2017年以來基本面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在行業整體毛利率基本維持穩定的情況下，凈利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融資困難導致企業財務成本上升，同時PPP清庫和地方政府去杠桿使得環保項目落地變慢，環保行業景氣度下降。

東方證券的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截至2018年6月底，環保行業整體負債率已達56.1%。此外從相對值看，應收賬款/營業收入的比值在2018年6月底達到45.3%，創歷史新高。

環境商會不久前也聯合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委會成立課題組，研究形成《建議采取緊急措施幫助綠色環保企業渡過難關》的報告，并通過中國人民銀行、全國工商聯等渠道遞交至國務院。

課題組調研發現，早在去年底，因受國家嚴控地方PPP項目融資、強化對影子銀行的監管、宏觀去杠桿等影響，環保行業就已出現“融資難”苗頭。再到今年初，環保股平均跌幅接近35%，跌幅大于所有其它行業，企業上市融資或再融資渠道基本關閉。

“大型民營環保企業的融資成本普遍上升3個百分點以上，中小型綠色環保企業完全融不到錢。”環境商會副會長兼首席政策專家駱建華坦言。有企業甚至表示，如今已不是融資難和貴的問題，因融資渠道關閉，企業正面臨“能否繼續生存”的挑戰。

是什么讓環保企業的負債持續處于歷史高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新一輪去杠桿導致融資環境全面收緊，環保企業資產負債率走高。

去年下半年，新一輪去杠桿啟動。尤其是今年以來，環保上市公司明顯感受到去杠桿帶來的影響，各類融資渠道受阻，使得一些公司成為此輪債務危機的“主角”，接連爆發信用風險。

有證券機構分析認為，上一輪違約風險集中爆發是在2016年上半年，主因是企業盈利惡化導致內部現金流下滑;而今年企業信用風險再次升溫，主要驅動因素為再融資壓力導致的外部現金流萎縮，直接原因是去杠桿導致貨幣政策收縮，融資環境全面收緊。

不僅如此，最近兩年PPP板塊產生的大量新增負債也證明了這一點。

“債臺高筑”背后帶來哪些反思?

誠然，去杠桿導致融資環境全面收緊，環保企業資產負債率走高。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企業債臺高筑的背后是長期存在的資金錯配和期限錯配問題。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委員會主任馬駿認為，雖然總體來看，環保產業處于健康發展的態勢，但也面臨著一些金融風險，比如資產負債率正在走高。一些企業債務違約的原因從短期看，與政策調整有關，但也跟自身風險防控措施不到位相關。

記者采訪的一些專家表達了同樣一個觀點：從環保企業自身角度來說，長期以來，環保企業主要是出現了資金錯配和期限錯配的問題。比如，把短期的借貸拿來做長期的投資。前兩年環保市場好，投資旺盛，這些問題被忽略。現在這些問題的存在，對企業的資金儲備影響很大，需要企業做好充足準備，否則就會走入高資產負債率的困境。

對于這一問題，金州集團董事長蔣超表示，PPP模式就產生了期限不匹配等問題。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PPP模式杠桿率較高，前兩年有的項目中，社會資本只用了3%～5%的資本金，就撬動了整個項目。而現在，有的項目連30%~35%甚至50%的融資比例，都無法實現融資。

正是由于去杠桿和項目規范，目前的金融機構、資本市場等對PPP模式失去了投資動力，也影響了參與其中的環保企業。

業內專家認為，一度備受追捧的環保行業步步陷入危機，出現融資難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客觀因素影響，例如：因政府大規模調整PPP政策，大批環保類PPP項目被叫停，直接導致參與項目的企業無法繼續融資;去杠桿的大背景下，包括環保在內，以民營為主的行業融資成本飆升等。同時，也要正視行業自身隱患，如一些環保企業過度搶占PPP項目，通過非標金融工具開展了大量債務融資，無形中提高了負債率;環保行業中小企業居多，財務實力普遍較弱，金融環境一旦收緊容易陷入危機等。

融資難的坎要怎么跨?

我國環保產業已成為萬億級產業，來自生態環境部的數據表明，2016年全國環保產業銷售收入達到1.15萬億元;2017年環保產業收入1.35萬億元，同比增長17.4%，再創新高;2018年第一季度銷售收入約為2794億元，同比增長15%。

當前，環保行業正在經歷價值重估，進入更加注重資產質量的階段。各個子領域的龍頭公司在技術、產業鏈布局、系統集成和融資能力等方面具有比較明顯的優勢，市場集中度將繼續提升，小公司脫穎而出的難度加大。

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認為，去杠桿對民營高科技上市公司造成的影響最大。因為科技型企業普遍缺乏抵押品，去杠桿后能找到什么樣新的融資模式成為環保企業關心的問題。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會長、博天環境董事長趙笠鈞則表示，去杠桿不能“一刀切”，希望對于堅守環境企業價值本質，在發展中追求品質和創新并擁有較高技術實力和管理能力的企業，金融機構能夠區別對待。

綠色金融一直是國家倡導的，其在環保行業內也發揮著一定作用。現在環保行業面臨融資困境，不少企業還是寄希望于綠色金融，希望能夠進一步完善綠色金融體系，使其更好地推動環保產業發展。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在一些環保企業看來，目前的一些綠色金融產品并不實用，申請過程程序復雜，不能解企業燃眉之急。甚至有的機構在完成一兩個綠色金融項目后，就拿來作為自我宣傳的噱頭，并沒有真正將綠色金融產品持續推廣下去。

而曾經嘗過綠色金融甜頭的企業給出的解釋卻是，綠色金融對環保行業來說仍不充分，需要配套體系。

目前我國環保企業的發展前景好，企業所需的資金量較大，但從現階段的情況來看，環保企業的融資在很大程度上依舊是通過政府的資金投入來維持，而對于民間資本融資的需求度較低。這種狀況的出現導致其融資渠道過于單一，面臨資金短缺的困境，嚴重限制了環保企業的發展空間。

在日前召開的2018中國國際綠色發展大會上，國務院大型企業監事會原主席季曉南在演講中同樣指出，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政策體系引導風投資金等社會資本投資綠色創新，是我們必須要處理好的問題。

當前，我國在環境投資方面仍存在較大資金缺口，不通暢的融資渠道會嚴重阻礙環保企業的發展。但同時，環保企業向銀行直接信貸難度較大，主要原因是金融機構的信貸政策和環保企業的行業特征存在不協調。這種不協調主要體現在市場經濟下的銀行、證券、信托等金融機構的信貸皆集中偏向于高收益行業或大型企業。

房屋和土地是企業向商業銀行進行貸款的主要抵押物，但絕大部分環保企業，尤其是從事市政公共事業的環保企業，其在企業經營活動中形成的資產與金融機構所要求的抵押條件不相符，環保企業無法通過這一途徑獲取所需資金。而環保項目特別是工業企業的污染治理往往存在周期長、效益低、技術復雜、不確定性高等特征，因此環保企業，尤其是涉及非政府性質項目的企業，也很難從商業銀行獲得貸款。雖然國家已經出臺多個指導文件或優惠政策，但銀行向非政府性質環保企業放貸意愿仍然不高，該渠道面向環保企業的資金規模非常有限。

為了改善這一現狀，馬駿表示，綠色金融體系至少應達到3個目標：一是提高回報率，綠色項目有一定的外部性而回報率不足，政府就應想辦法彌補，達到能接受的回報率;二是降低污染項目的回報率，讓這些項目不賺錢，污染企業退出;三是提高消費者的綠色偏好，全社會都應激勵綠色投資，如同樣價格，公眾愿意購買清潔產品，環保企業利潤增加，就會有資金進入。

面對環保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有的地方已在推出新的綠色金融產品。比如，江蘇省財政廳聯合生態環境廳與商業銀行合作推出了綠色金融產品 “環保貸”，以財政風險補償資金池為增信手段，為當地環保企業開展污染防治、環保基礎設施建設、生態保護修復及環保產業發展等提供貸款。當發生償貸風險時，由資金池和銀行按照差別化風險分擔比例共同承擔，以解決環保企業貸款難、利率上浮較大等問題。

跨過債務危機還需“強身健體”

“環保行業發展受限，一說起來就是‘缺資金’。我們去一些地區、園區調研后卻發現，環保企業普遍采用傳統的金融模式融資，對市場興起的綠色金融工具并不了解，金融和實體行業之間長期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日前在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舉辦的“2018中國綠色創新大會”上，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助理院長史英哲指出。

解決融資難題，一方面，需要完善綠色金融體系，探索新的綠色金融模式。目前，我國環保企業融資需求量大，而企業融資效率卻較低。政府部門應加速建設積極合理的融資市場的進程，建立健全融資機制體系，把合理有效的財稅政策作為支持環保企業融資的有效手段，積極開拓滿足環保企業需求的新型融資渠道，多方面提高環保企業的融資效率。

而環保企業也應從企業的實情出發，靈活采用符合企業行業特征及資金需求的融資手段，不局限于某一種融資手段，多渠道融資，以此規避企業因獲得暫時的高效融資而失去長久的社會與環境效率。要通過合理運用金融融資手段，增加融資渠道，擴大融資規模，降低融資成本等，促進環保企業的發展;同時，綜合考慮環保融資對象的收益率、風險和周期因素，實現環保企業融資效率的最大化。

“不得不承認，過去環保企業的融資視野普遍‘短視’。如講到綠色金融，很多環保企業首先問，貼息能給多少個點?能給多少補償或優惠?長此以往，有可能極大干擾市場價值要素，這并非真正可持續的發展方式。”史英哲建議，企業需打破眼前局限，吸收更新、更豐富的融資方式，如綠色信貸、綠色基金、碳金融等“后發力量”。

另一方面，環保企業自身也須努力，比如環保上市公司披露環境信息充分，有助于資本市場對行業改觀，也能改善目前融資難的局面。

對此，馬駿建議：第一，環保企業要關注尤其要預判各種政策的變化，如地方政府融資政策的變化，以加強企業的風險管理，尤其是債務風險管理。第二，企業要重點研究、跟進綠色金融發展態勢，包括利用綠色債券、綠色資產債券化、綠色基金等多元化的方式來擴大融資，尤其是要更多地利用股權融資渠道。第三，環保上市公司要做好信息披露。

去杠桿影響下，企業期待完善綠色金融體系，也在進行模式和技術創新。

環保產業的發展充分說明技術創新的重要性，如我國燃煤電廠經歷1997年、2003年、2011年3次煙氣治理技術升級，排放標準顯著提高，特別是2016年大規模超低排放改造后，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大幅降低，僅為1997年前的5%、2.9%和4.5%。

不斷加嚴的環境標準以技術作為支撐，環保企業要加強技術研發。生態環境部對外合作中心副主任方莉在2018中國綠色創新大會上表示，未來的創新不光要看到中國的發展，也要關注環境技術創新的趨勢。作為技術創新的主體，企業應該把握一些技術創新的發展趨勢。

方莉認為，國際環境科技趨勢已經從單向治理，向綜合防控、綠色發展方面延伸，主要呈現以下幾個特點。首先，環境技術發展和其他領域的技術發展不斷融合，帶動了環保產業的大發展。比如在分子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信息技術、云計算和大數據等方面都不斷深入擴展，發達國家在這些領域就突破了一些新的生態環保改善的關鍵技術。

其次，環境科技的范圍不斷向保護人群健康、生態環境風險防控方面拓展。目前發達國家基本解決了常規污染問題，隨著公眾對環境質量要求日趨嚴格，復合型污染防治、生態安全等成為環境領域的重要研究領域。發達國家已經開始了抗生素等和人體健康密切相關的技術研究。最后，環境科學技術更加注重復合型、系統型問題，環境科學技術的發展呈現從單要素向多要素綜合研究，從局部地區向區域尺度和全球尺度生態環境問題研究轉變的趨勢。

“環境技術市場是一個政策引領型市場。我國在不斷完善環境保護的法律，嚴格環境保護的執法，以及環境經濟政策、社會共融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舉措，這也為環境技術創新和環境技術的發展帶來了非常重要的機遇。”方莉說。

對此，清新環境總裁張根華以切身經歷提醒業內同行，“尤其作為民企，要清楚認識自身優勢與不足。比如環保民企更精通技術、運營、服務等方面，但的確容易陷入投資、回款等風險。有時，不是我們不想做項目，而是在復雜背景下必須謹慎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