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議定書》誕生于1997年12月，由149個國家和地區代表在日本東京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三次會議上制定。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減排文件，《京都議定書》規定締約方國家(主要為發達國家)在第一承諾期(2008年至2012年)內應在1990年水平基礎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5.2%，并且分別為各國或國家集團制定了國別減排指標，具有里程碑意義。

不過，氣候談判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2001年3月，美國政府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會影響美國經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的義務”為借口，宣布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

在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積極努力下，2005年，經過一系列艱難談判后，全世界共有180多個國家簽署了《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終于開始生效。

與此同時，第二承諾期談判啟動，一場漫長的“拉鋸戰”由此展開。在談判中，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不斷討價還價，提出更多要求，使《京都議定書》第二期簽署陷入僵局。

2012年，中國積極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協力促成《京都議定書》多哈修正案通過，并努力爭取氣候資金支持的延續。多哈修正案從法律上確保第二承諾期在2013年實施，并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所列締約方規定了量化減排指標，使其整體在2013年至2020年承諾期內將溫室氣體的全部排放量從1990年水平至少減少18%。

多哈修正案是國際社會艱苦談判的成果，維護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原則，特別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公平原則和各自能力原則，延續了《京都議定書》的減排模式，實現了第一承諾期和第二承諾期法律上的無縫銜接。

在積極參與氣候談判的同時，中國高度重視應對氣候變化工作，將其作為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列入國家發展規劃，開展了大量適應和自主減緩行動。2014年6月2日，中國向聯合國交存了《京都議定書》多哈修正案的接受書。

但是，美國以及逃離《京都議定書》的加拿大、不加入第二承諾期的日本、新西蘭等國，不但拒絕接受提高減排力度和透明度方面的要求，同時還阻撓氣候資金、綠色技術轉讓等談判的進展，一如既往地游離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陣營之外;第二承諾期的減排雄心不足、環境漏洞突出，減排效力大打折扣;發展中國家關切的氣候資金等重要問題也并未得到妥善解決。

這些因素都導致后《京都議定書》階段的氣候談判形勢更加嚴峻。

在國際氣候秩序新舊交替的時代，更需要中國展現大國風范和領導力，為促成全球氣候行動注入更大的推動力。

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舉步維艱。通過與國內的NGO、國際智庫等的交流合作，中國代表團在之后歷次氣候大會上活躍起來，中國角也成為最精彩最活躍的國家展臺之一。

從2012年“十二五”規劃開始，非政府組織與國際智庫更多地采納了中國節能減排目標的建議，包括二氧化碳強度目標、能源總量限制和碳交易試點，都成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的亮點，中國的減排努力逐漸被國際社會所認可。

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前，中美兩度聯合發表氣候聲明，與歐盟以及英法德等主要發達地區和國家也達成雙邊聲明，凝聚共識，對全球溫室氣體減排起到了實質性推動作用和強大的示范效應。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期間，中國積極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立場，獲得各方贊賞。巴黎大會也再次印證了中國在氣候議題上越來越開放與自信，在南北國家之間起著越來越重要的協調作用，促進了不同陣營集團的互信與共識。

2015年12月，里程碑式的《巴黎協定》達成。這是史上第一份覆蓋近200個國家和地區的全球減排協定，標志著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邁出了歷史性的重要一步。《巴黎協定》正式生效后，成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繼《京都議定書》后第二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定。

由中國堅持的敦促發達國家提高其資金支持水平、“制定切實的路線圖”等內容被寫入決議，確保發達國家2020年前每年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1000億美元資金支持的承諾不至于流于形式。

《巴黎協定》是在總結公約和《京都議定書》20多年來的經驗教訓后達成的，凝聚了無數政治家、談判代表和智庫的心血和智慧。但這不會是全球環境治理的終點，應對氣候變化不只需要目標，更需落實。正如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在巴黎大會閉幕會議上所言：“一分綱領，九分落實。協定已經談成，下一步的關鍵任務是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