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經歷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羅馬俱樂部基于對發達國家發展方式的擔憂和質疑，深入探討了關系人類發展前途的人口、資源、糧食和生態環境等一系列根本性問題。1972年，該俱樂部發表了著名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提出“地球已經不堪重負，人類正在面臨增長極限的挑戰，各種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正威脅著人類的繼續生存”。“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模式阻礙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發達國家最終意識到，經濟發展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發達國家推動綠色金融發展，早期主要依靠國際組織和商業機構，具有代表性的是“赤道原則”和“社會投資責任原則”。赤道原則由銀行機構提出，2003年，花旗銀行、巴克萊銀行、荷蘭銀行、西德意志州立銀行等10家銀行宣布實行赤道原則。隨后，匯豐銀行、JP摩根、渣打銀行等金融機構也宣布接受赤道原則。在赤道原則的起草中，國際非政府組織發布的《關于金融機構和可持續性的科勒維科什俄宣言》(Collevecchio Declaration，以下簡稱《宣言》)對其產生了基礎性影響，特別是《宣言》中金融機構應遵守的六項原則性規定：可持續性、不傷害、負責任、問責度、透明度以及市場和管理。

中國的經濟發展也經歷了“發展-污染-治理”的過程。我國有82%的人飲用淺井和江河水，其中水質污染超標水源達75%;全國耕地面積的19%以上污染超標;清潔能源只有15%，而發達國家占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多年前，清華大學李宏彬教授等專家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發表的研究報告《空氣污染對預期壽命的長期影響》：基于中國淮河取暖分界線的證據指出，長期暴露于污染空氣中，總懸浮顆粒物每上升100微克/立方米，平均預期壽命將縮短3年。按照北方地區總懸浮顆粒物的水平，意味著中國北方5億居民因嚴重的空氣污染平均每人失去5年壽命。這項研究表明嚴重的空氣污染會帶來巨大的健康成本，制定和實施力度更大的空氣污染治理政策具有較高的經濟價值。

十年前，在關于中國是否加入碳減排問題的討論中，國內曾有不少人提出了所謂的“陰謀論”觀點，認為這是發達國家蓄意將中國納入到一個限制減排的制度中，增加發展成本、削弱競爭力，從而阻礙中國經濟的發展。但幾年后，人們的認識發生了改變，霧霾、資源過度消耗等問題的嚴重性，讓人們深刻認識到瘋狂追求GDP，忽視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和諧發展，終將導致經濟發展不平衡和不可持續，人們越發意識到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成為經濟發展的短板，威脅著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生態鏈條的斷裂將會嚴重阻礙中國的發展。在此背景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治理擺上了更加重要的戰略高度，提出綠色發展理念引領中國發展。黨中央、國務院明確提出轉變發展方式，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樹立“環境就是生產力，良好的生態環境就是GDP”的理念。綠色GDP(可持續發展國內生產總值)的概念隨之提出。綠色GDP，指從GDP中扣除自然資源耗減價值與環境污染損失價值后剩余的國內生產總值，體現了經濟增長與自然環境和諧統一的程度。實施綠色GDP核算，就是要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真實衡量和評價經濟增長活動的現實效果，克服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傾向，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根本上改變唯GDP論的政績觀，增強公眾的環境資源保護意識。

中國綠色金融發展的獨特特征有那些？

(一)深厚的文化傳統背景。中國的傳統文化理念強調“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講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近一二十年的經濟發展，過度追求GDP，忽視了經濟社會和自然環境的和諧發展，產生了環境、資源、食品安全等一系列問題，這與我們的傳統文化理念相違背。

(二)政府自上而下推動，充分體現社會主義體制的優勢。與西方發達國家顯著不同的是，中國發展綠色金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動的。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首次把“美麗中國”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偉目標，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戰略位置。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了“發展綠色金融”。中國共產黨，特別是作為執政黨，是第一個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行動綱領的政黨。將綠色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的高度在國際上幾乎沒有，這充分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的特色和優勢。“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動模式，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體制優勢，集中力量和資源把事情辦好。我國綠色債券市場的快速發展就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三)踐行“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與“自下而上”的基層探索相結合的改革路徑。發展綠色金融，既需要“自上而下”的頂層制度推進，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基層探索落地。綠色金融是新生事物，雖然在我國呈現出發展全面提速的良好態勢，但從總體上看仍處于探索階段，發展經驗不足，需要選擇部分地方進行改革試驗，在體制機制上探索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進而在更大范圍推廣。此外，我國幅員遼闊，地區差異性大，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發展特點和天然稟賦，生態環境、產業結構、金融市場等情況各異，“一刀切”的綠色金融發展模式不可行。選擇存在差異性的地方進行試點，在差異中尋找共性，總結推進綠色金融體系發展的共性因素，探索共有的發展規律，再在更大范圍進行推廣符合我國的國情。正是基于上述原因，2017年6月14日，國務院第176次常務會議決定在浙江省、江西省、廣東省、貴州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五省(區)部分地方設立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開啟了我國綠色金融改革創新的基層實踐，標志著我國綠色金融發展進入新階段。

(四)發展綠色金融是經濟綠色轉型的重要推手，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將為經濟社會發展匯聚新動能。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很多國家和地區都積極尋求經濟發展新動能，加大了綠色經濟發展的力度，將綠色、低碳經濟作為發展新引擎。美國推出近8000億美元的經濟復興計劃，其中八分之一用于清潔能源的直接投資以及鼓勵清潔能源發展的減稅政策，同時加強對能源和環境領域的科研投入和總體部署，希望通過投資綠色行業加大就業。歐盟2009年啟動綠色經濟發展計劃，計劃投資1050億歐元支持此計劃在成員國推行，其中540億歐元和280億歐元用于幫助歐盟各國執行環保法規和研究創新廢棄物處理技術，以此推動歐盟綠色就業和經濟增長。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過度依賴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拉動，這樣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2017年，我國一二線城市的房地產價格得到有效控制，而三四線城市的房價仍在上漲。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較大程度上是由于棚戶區改造的貨幣化效應，其本質是屬于政府購買，但卻容易給社會造成房地產需求大的假象。如果只是為追求GDP增長而加杠桿進行基礎設施投資，這種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因此，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能僅僅依靠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綠色發展正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通過綠色轉型，破除傳統發展的路徑依賴，從而為經濟增長匯集新動能。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進入深度結構調整階段，淘汰落后過剩產能初見成效。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調整，構建綠色、循環、低碳發展的產業體系步伐加快，在此過程中生產和投資越來越向綠色化方向發展。研究表明，綠色投資將對國民經濟發展起到顯著拉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