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正在威脅人類、動植物和整個地球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共同而有區(qū)別的責任”是1992年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與發(fā)展大會上確定的國際環(huán)境合作原則，國際社會在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全球性問題上已經認可了這一原則。該原則反映了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在歷史義務和現實發(fā)展之間取得的平衡，體現了氣候治理的公平正義。然而從目前來看，涉及具體援助和實際利益時，人們關注的往往是技術層面，忽略了對公平正義的關注。對此，記者就如何從倫理視角看待氣候治理中的公平正義采訪了相關學者。

氣候變化事關基本倫理

聯(lián)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曾表示，氣候變化是一個道義問題，因為它事關社會正義、人權以及基本倫理。美國克拉克大學倫理與公共政策研究人員威廉姆·林恩(William Lynn)表示，氣候正義(climate justice)的關注重點是氣候變化對貧困和邊緣化人群造成的不公正影響;氣候公平(climate equity)主要關注的則是尋找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應承擔更多責任的群體，劃分責任以做到真正公平。無論是國家內部，還是國家、地區(qū)之間，氣候變化對貧窮和邊緣地區(qū)的人口都造成了更大的不利影響。

談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經濟成本問題，在經濟學家看來，征收二氧化碳稅是對二氧化碳排放定價及減少排放的最有效方法。但林恩認為，我們真正需要認真思考的是由誰來承擔碳稅成本，是全體平分，還是由獲利最多的國家或企業(yè)負擔。

同時，氣候變化導致海平面上升、颶風和臺風威力升級，部分島嶼及沿海地區(qū)面臨洪水泛濫和風暴災害頻發(fā)的風險。這些地區(qū)是因其所在地理位置遭受災害，而非自身錯誤。事后還需修建防波堤、抽水站等基礎設施以增強抵御能力，在必要時還需疏散人口。這些氣候災害帶來的巨額成本與社會風險由誰負責也是一個問題。

目前社會輿論通常認為氣候變暖給人類社會造成了嚴重影響，但很少提及氣候變暖對其他物種和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影響。人類、動物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意味著我們要對非人類世界負責，將氣候變化作為緊要倫理道德問題來處理。林恩認為，人類與自然之間的責任也從氣候正義層面向人類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因此在氣候危機面前，我們還應該關心其他物種、關心自然。

由富裕國家承擔大部分責任

那么在面對氣候變化時誰應承擔最大責任?從歷史來說，北方發(fā)達國家(美國和西歐各國)是造成氣候變暖的主要因素。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曾聲明，與發(fā)達國家不同，發(fā)展中國家為消除貧困，仍有必要繼續(xù)增加化石燃料的使用量。

氣候的公平與正義還牽扯到一系列倫理道德問題。目前全球財富不平等問題日益嚴重，據相關報告顯示，約占全球人口總數50%的35億較貧困人口需為全球10%的碳排放負責;而10%富裕人群卻制造了50%的碳排放。美國羅切斯特理工大學哲學副教授勞倫斯·托切羅(Lawrence Torcello)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氣候變化是全球亟須應對的重要挑戰(zhàn)，其原因之一就是國家以及人口之間存在的貧富差距。從短期來看，那些對氣候變化應承擔大部分歷史責任的國家，多是一些實力雄厚、足以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在托切羅看來，雖然地球上每個國家都必須采取措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從倫理視角出發(fā)，富裕國家應承擔氣候變化的大部分責任。同時在實際操作中，富裕國家也應幫助貧窮國家適應與緩解氣候變化。化石燃料的使用阻礙了工業(yè)社會中可再生能源體系的發(fā)展，然而好在目前發(fā)展中國家相關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化石燃料的使用沒有達到非常廣泛的程度，這意味著發(fā)展中國家有機會成為可再生能源技術與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的引領者。當然，這需要富裕國家的支持和幫助。

從整體利益出發(fā)應對氣候變化

城市擴張和人口增長需要大量土地，擴張過程中不免造成環(huán)境惡化、城市貧民增加、疾病蔓延、社會動蕩、能源爭奪以及氣候難民等一系列給人類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和痛苦的問題。林恩表示，氣候倫理道德的缺失會降低人類應對此類風險的能力。全球變暖威脅著地球與人類的生存，引發(fā)了人們長期忽視的關于倫理學與公共政策層面的思考，如果未來不加以重視，氣候變化將成為威脅人類后代生存的重要因素，留下一個被掠奪殆盡的地球。

盡管各國在降低碳排放的承諾方面是基于自愿以及自我監(jiān)督原則，但要在本世紀中葉實現碳“零排放”的目標，還需各國真正將承諾落到實處。托切羅呼吁，為了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每個國家與個體應拋棄只關注自身利益的狹隘視角，從氣候倫理層面出發(fā)，攜手并進。他還提出，各國政府應注重對本國民眾進行氣候變化方面的教育。

(作者：王俊美 原標題：從倫理視角關注氣候治理的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