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被認為是冷戰結束后最重要的國際公約之一。針對全球氣候變暖的挑戰，國際社會在1992年制定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并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開的《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上達成了《京都議定書》 （以下簡稱《議定書》）。《議定書》要求30多個附件一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在2008至2012年間，把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平均比1990年削減>5.2%。在得到占發達國家1990年CO2排放總量的55%以上的締約發達國家批準后，《議定書》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這標志著國際社會進入了一個實質性減排溫室氣體的階段，人類發展史上首次具有了一個國際法律框架，用以限制人類活動對地球系統的碳循環和氣候變化的干擾。減少碳排放成為締約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和生產經營活動的重要目標之一。

　　《議定書》設計的清潔發展機制（CDM）為溫室氣體減排提供了一個雙贏的長期行動框架。是《議定書》設計的三個靈活機制之一，其初衷是為了各國可以采用最小成本且有效的方式來削減排放，各國可以運用這些機制相互協作以履行減排的承諾。該機制允許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開展減排項目來獲取減排信用，并從2000年開始到第一個承諾期（2008-2012）執行。它既可以使發達國家降低減排的成本，同時又使發展中國家通過項目合作，獲得相應的資金和技術支持。中國可以通過積極參與項目獲得巨大的經濟收益，據估計中國可以提供全球CDM所需項目的一半以上。此外，碳交易市場也有望成為世界最大的市場之一。

　　《議定書》生效是各國在政治、經濟、能源、環境等方面利益相互妥協的結果。由于各國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具有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加上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在履行減排義務時付出的代價不同，所以在減排的國際談判中不得不考慮各自的國家利益，使得談判過程成為一個各個國家或利益集團在政治、經濟、資源、環境等方面博弈的復雜過程。

　　
由于占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約40%的美國和澳大利亞沒有批準《議定書》，并且《議定書》最終文本是在談判過程中對一些國家的減排義務作了較大讓步的情況下才達成的妥協方案，所以《議定書》執行的意義和效果并不顯著。

　　即使《議定書》所規定的各項目標能夠實現，與穩定氣候變化的最終目標仍相距甚遠。由于溫室氣體減排的成本較高，對經濟將產生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所以，實力薄弱的發展中國家無力承擔如此巨大的經濟負擔，需要發達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另一方面，減排的效果如何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國際社會實現穩定氣候變化的目標仍然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