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用能成本遏制自備電廠建設動因

在“公平承擔社會責任”的框架下，征求意見稿還明確，自備電廠應“嚴格執行政策性交叉補貼。”揣測其中用意，是以更廣范圍內交叉補貼的分攤，來維護良好的電力、經濟生態。而自備電廠的身份究竟是用戶還是發電單元，交叉補貼的分攤范圍和程度有多大，是以自備電廠企業的“自損”換取一般工商業的“狂歡”，還是以市場化手段降低用能成本，從根源上遏制住自備電廠的擴張沖動，則成為輿論的另一大爭論焦點。

據悉，9月14日，山東省明確燃煤自備電廠交叉補貼的征收標準為0.1016元/千瓦時，2018年7月1日~2019年12月31日為過渡期，執行標準暫按0.05元/千瓦時執行;此前，吉林省物價局則明確，企業燃煤自備電廠逐月按自發自用電量繳納政策性交叉補貼，征收標準為0.15元/千瓦時，截至目前，除上述兩省外，上海、福建、四川等省市都已明確了交叉補貼的相關標準，鼓勵自備電廠在公平承擔社會責任的前提下參與電力市場化競爭。

自備電廠企業相關負責人稱，“電對于企業來說是一種生產原料和要素，并不具有商品屬性，而交叉補貼是針對作為商品進行買賣的電力進行征收，對于公用電廠來說，電本身就是他們的產品，不在一個段位上又怎么來討論公平的問題?如果拿生產要素和最終成品來作衡量，企業的主營業務發展將面臨停滯。”

據了解，由于缺乏明確的測算方法和征收機制，一直以來，全國幾乎所有的燃煤自備電廠均沒有承擔自發自用電量部分的交叉補貼。與國家依法設立的基金及附加的征收標準相比，電網公司既是本次針對自備電廠征收輸配電價的核算單位，也是收繳主體。與此同時，以往欠繳的交叉補貼在此前核定電網輸配電價時已進行了綜合平衡。政府在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很難做到對此次輸配電價核定的準確監管，上述種種都為收繳造成一定難度。

業內專家認為，強調自備電廠絕對公平承擔公用電網范圍內的交叉補貼，其用意是降低公用電網內企業的用能成本，但其結果是自備電廠的用電成本上升，是一種“拆東墻補西墻”的“零和博弈”。既沒有解決自備電廠積累的矛盾，也沒有降低全社會總用能成本。

無論是今年年初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降低電網環節收費和輸配電價格，一般工商業電價平均下降10%”的措施，亦或是逐步厘清交叉補貼，將“暗補”改為“明補”的改革走向，都透露出我國電價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束縛。隨著全社會居民用電量增速的不斷增長，擴大交叉補貼的承擔范圍雖然可以在短期內降低部分企業用能成本的“相對值”，但站在全社會用能的角度來說，用戶內部的分攤對降低用能成本“絕對值”的作用微乎其微。

據了解，同樣與山東省自備電廠裝機排名靠前的內蒙古，在保持與山東省齊驅的工業產值增速時，近些年卻沒有呈現自備電廠裝機“爆發式”增長。作為高耗能重工業大省，且坐擁煤炭資源優勢，內蒙古的自備電廠裝機容量僅為山東省的三分之二。仔細分析該省近幾年的工業電價結構變化，大工業度電電價已通過市場化手段降至與自備電廠相同水平，加之相對較低的輸配電價，從根源上遏制住了企業對于自備電廠的原始沖動，也從現實層面真實降低了企業的用能成本。

“企業永遠都在追求效益的最大化，無論是從大電網買電，或是啟用自備電廠，只要符合企業的利益，我們都會按照大方向去做。歸根結底還是利益和成本的問題。降低用電成本對于我們來說很重要。”自備電廠企業相關負責人說。

自備電廠作為特殊個體長期存在，折射出了當前我國電力市場不夠成熟，電價機制不甚合理的弊端。從短期來看，企業個性化的用電需求依然很難離開成本低廉、供應穩定的自備電廠，而一紙文件也很難從根源上徹底規范自備電廠的發展問題。

既然要揚水止沸，不妨換個角度來思考政府的治理手段。地方政府作為一級決策主體，電力用戶、自備電廠和交叉補貼的核算都集中在省級范圍內，在國家簡政放權的政策背景下，何妨不大膽地以省級試點的形式將“矛盾”交由省內自行解決，省級政府作為執行國家政策和推動地方經濟發展“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在被賦予更為充分的自由裁量權時，或許可以根據省情因地制宜，以更多元化、更接地氣的手法妥善平衡公用電網、廠和自備電廠的“多角關系”。

“無論是可預期的電價結構變化，或是短期內寬松的供需形勢，都為規范自備電廠發展創造了有利環境。在以市場化手段降低用能成本方面，還可以從輸配電價結構上進行調整，逐步考慮輸、配分開核價。對于用能習慣較好的大工業用戶，可以不再承擔高昂的配電費用，度電成本自然就降下來了。以市場化手段減少企業使用自備電廠的原始利益驅動，就不必動輒動用行政手段來強壓。”業內相關人士建議。

責權對等下的多元發展空間

從“魏橋的自備電廠全部發滿，可以左右世界鋁價水平3000塊”不難窺見自備電廠對于我國優勢產業的帶動作用，其與企業唇齒相依的關系，不僅事關地區經濟發展、國家產業政策落實，同時還與社會穩定密切相關。如果將長期平行于兩條軌道的自備電廠和公用電廠強行并軌，勢必會產生強烈碰撞，進而震動整個電力行業和國家經濟走向。

“自備電廠實際上是解決企業自身的配套問題，如果轉為公用就相當于把電廠交給其他人去調度，也就沒有其存在的意義了。現在國家的改革方向是讓市場起決定作用，既然是市場經濟，就應該給市場主體選擇權，企業可以根據自身個性化的訴求來作出相應決策。”業內相關人士告訴記者。

“公平”是此次征求意見稿中出現的高頻詞。“公平”不僅體現在承擔社會責任上，更體現在責任與權利的對等。盡管自備電廠基于投資成本優勢，在參與市場化競爭中可以為全社會提供成本參照，倒逼壟斷企業改革，但也應以客觀理性的角度，區分企業性質、機組規模和作用來分別對待自備電廠。

在市場化改革的背景下，無論是全面清理違法違規自備電廠，亦或是成為市場主體參與市場化競爭和輔助服務調峰，都需要尊重事實和經濟規律，賦予企業自備電廠應享受的權利和自主發揮作用的空間，而并非以“出身定功罪”，“一刀切”式的機械規劃自備電廠的出路。

首先，并網自備電廠的標準外部設計是負荷大于機組容量，除自發自用電量外仍有從公用電網上購電的需求;孤網自備電廠則考慮最大負荷匹配并留有一定備用。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本單元，無論從公用電網買電，或者是取用自備電廠所發電量，是企業在市場經濟中自主決策的權利和結果。

同時，自備電廠作為企業的“動力車間”，屬于企業內部的正常生產環節，拋開電這個商品來說，在其他行業同樣存在上下游企業的關聯交易，只要信息披露完全，都是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步驟。而一旦轉為公用電廠，企業不僅喪失了穩定負荷控制所帶來的“安全感”，同時在短期內低成本用電的效果也會隨之大打折扣，而成本上升必然會傳導至全社會，對產品的競爭力也會形成制約。

其次，通過不斷的發展迭代，企業自備電廠不僅實現了煤炭、余熱余壓余汽的綜合利用，同時在自備電廠周邊也形成了循環利用的綜合產業鏈，節約遠距離輸電、原料運輸等額外支出的同時，在小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規模效應，而一旦這樣的循環被打破，必然會導致產業鏈的割裂和生產成本的上升，整個社會的協同效應也將隨之衰減。

最后，自備電廠具有容量小，靈活性高，分布廣泛等特點，在參與輔助調峰中更具優勢。無論從國家的能源轉型方向，亦或發揮自備電廠合格市場主體的作用，自備電廠參與輔助調峰并從中獲取補償收益，既是政策鼓勵，也是未來發展趨勢。

從實施效果來看，我國西北等新能源消納壓力較大的地區，以市場手段壓低自備電廠出力，在“棄風棄光”時段以低于自備電廠發電成本的價格與新能源企業進行交易，實現了新能源消納與節能減排雙贏的效果。簡言成功經驗，重要的前提是在雙方自愿交易的框架下，以合理的補償分攤機制打開新能源企業與自備電廠企業雙向受益的局面。而一旦關系到電網安全運行等不可抗因素，自備電廠不得不讓渡權利，也需要客觀公正地考慮自備電廠相應的權益，以市場化手段而并非行政命令調動其調峰意愿。

“如果要把其轉為公用電廠，同時也需要承認與自備電廠同時存在的自備電網。在產權制度不變的情況下，是否可以考慮以特許經營的方式將其轉化為廠網一體化的企業?自備電廠也可以依托發電側的資源，在終端一體化集成供能、綜合能源服務等領域開展新業態、新模式的探索，為區域內用戶提供成本低廉、靈活可靠的電力和熱力供應，倒逼壟斷企業提高服務質量，降低服務價格，同時激發電改活力，開創多元化市場格局。”業內相關人士建議。

長期以來，自備電廠棲居于電力工業的平行空間，游走于合法和違規的灰色地帶，跳躍于用戶與發電單元雙重身份，又歸屬于地方經濟與電力發展鏈條之中。規范自備電廠的發展推動著我國電力體制改革的不斷前行，既是在新時期對過往制度設計的再度回望，也是懷著對歷史的敬畏對電力架構的重新梳理，同時也為我國電力規劃布局提供了一個反思樣本——究竟是遠距離大規模送電，還是“電從身邊來”;無論是發展分布式電源，亦或考證遠距離輸電的臨界點，以史為鑒，或許更優方案的確定應交由市場來作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