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成為國際主流議題的大背景下，以大力發表再生能原替代化石能源為主要內容的能源轉型已成為很多國家能源政策的重要內容。

國際能源署預計,2020年中國能源需求將達到5億噸標準煤，到2035年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國。中國能源改革創新刻不容緩，轉型面臨諸多桃戰，但雄心勃勃的發展目標難以掩蓋能源轉型進程的艱難。

就此朱彤表示，相比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和能源消費大國，中國能源轉型的難度和復雜性居于首位：“大體上，中國能源轉型之難有四。”

“一是能消費體量大，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費國。”

“二是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均未完成，能源消費總量還處于遞增階段，能源消費總量在一段時期內依然有繼續增長的內在動力。而德國、日本、英國和其他后工業化國家已經進入能源消費總量下降的階段。”

“三是中國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占比極高，雖然增長較快，但在前些年作為化石能源中清潔能源的天然氣占比非常低，長期以來屬于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

“四是碳減排壓力大，時間緊。中國承諾到2030年碳排放達到峰值。雖然近幾年碳排放增速下降加快，但無論從能源的量級，能源需求的增長，還是能源結構和碳減排目標看，中國的能源轉型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其他國家所難以想象的挑戰。”

他認為，中國能源轉型的首要障礙在于產業界、理論界和實操部門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對能源轉型簡單化、程式化理解傾向。而在這一思維和觀念影響下，影響中國向可再生能源轉型的障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能源轉型被簡化為單純提高可再生能源份額問題，能源轉型的推進也被歸結為完全取決于政府的決心。似乎只要政府政策力度大，補貼到位，能源轉型就能成功。

第二，目前的主流觀點傾向于把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競爭力作為向可再生能源轉型的關鍵問題，認為隨著風電和光伏發電成本進一步下降到可以與常規能源競爭，向可再生能源發展面臨的問題就迎刃而解。然而，向可再生能源轉型中的關鍵問題其實不是成本問題。

第三，能源轉型的長期性和復雜性沒有得到正確理解和足夠重視。人類歷史上的能源轉型都需要經歷相當長的時間：煤炭取代薪柴成為主導能源經歷了140年左右，石油超過煤炭成為主導能源經歷了90年左右。可再生能源由于能量密度低、資源的位置限制、轉換效率等方面的限制，其要替代化石能源注定要花更長的時間。“比如，從19世紀70年末代法國最早開始利用水力渦輪機發電到今天，雖已經歷了130多年，但水電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也僅為6%左右;20世紀30年代風力渦輪機發電、60年代光伏發電產生以來，風電與光伏發電在全球一次能源中的比重迄今只有2%多一點。”

然而，實踐中諸如可再生能源轉型的這種“長期性”和“復雜性”卻沒有成為推動全面、深入研究能源轉型的動力，反而被一些不意推進能源轉型的市場主體作為借口拖延轉型進程。

“缺乏對能源轉型具體歷史進程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是導致對能源轉型的簡單化理解、進而造成當前中國能源轉型實踐戰略思維缺位，政策應付抓不住主要矛盾，往往是頭疼醫頭、甚至是頭疼醫腳的重要原因。”

朱彤就此強調，完整理解能源轉型的內涵是有效推進能源轉型的前提。

“能源轉型通常表現為一次能源品種主導地位的更替，新能源取代舊能源。但新能源份額的提升只是能源轉型的一個淺層表現，或者說，僅僅是一次成功的能源轉型的自然結果。”

他認為，對一個國家而言，完整理解能源轉型的內涵是確立正確的能源轉型戰略，以及能源轉型能夠順利推進的前提：“至少應從三個方面來理解很多國家當前正在推進的能源轉型。”

“首先，能源轉型決不僅僅是在現有能源體系中單純提高可再生能源或非化石能源比重，更重要的是要有能源體系的結構性變化。”

“其次，每次能源轉型都會涉及到利益關系的再調整，都會產生失敗者和成功者。隨著石油逐步替代煤炭，石油供應商及相關企業崛起，部分煤炭供應及相關企業倒閉;隨著可再生能源對化石能源替代的深入，可再生能源企業與化石能源企業之間的競爭將日益激烈。”

“再次，對當前能源轉型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有清晰認識與足夠重視，尤其是電網系統要主動進行變革以適應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要求。”

他強調，與化石能源特性完全耦合的現有能源體系，特別是電力系統必須變革以適應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小功率特點。沒有能源體系、特別是電力系統的適應性變革，現有能源體系容納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空間相當有限。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政府不能正確把握能源轉型的大方向，以及由此導致的利益關系的再調整或者受到舊能源集團的影響，有可能會出臺阻礙能源轉型的政策。

“比如,19世紀初，當荷蘭傳統主導能源泥炭的消費地位受到發熱量更高的進口煤炭威脅時，荷蘭政府采取各種措施、包括征收煤炭進口關稅來保護本國泥炭產業，其結果不僅延遲了荷蘭能源體系向煤炭轉型，而且使本已開始衰退的荷蘭經濟雪上加霜。”

事實上，從能源轉型的歷史看，一種能源替代另一種能源，并獲得主導地位，需要幾十、甚至上百年時間。

而當前的能源轉型實質是可再生能源對化石能源的替代，從寬泛的意義上講，也可以說是非化石能源對化石能源的替代。與歷史上的能源轉型相比復雜性與長期性均更甚一籌。

“從復雜性看，可再生能源是多個品種的集合，其中任何一個能源品種都不具備成為單一主導能源的潛質。而且這些可再生能源品種的技術特性也不完全相同：水電基本與現有甚于化石燃料的電力系統兼容，風能和太陽能則更適合分布式、小功率，生物質能則分布式、集中式均可。

“從長期性看，作為替代能源主力軍的可再生能源，其能量密度與被替代的化石能源相比并無優勢。即使考慮到政策的積極因素，也需要更長的時間來使其孕育出競爭優勢，方有可能成為主導能源。”

“要將這些能源利用技術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新能源體系，將面臨更多的技術、組織和制度方面的復雜性。”朱彤說：“對此，政府的政策制定與實施部門應予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