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為我們勾勒出中國數字化的整體輪廓：“考慮到互聯網的發展速度和各行業的運用程度，預計2013年至2025年，互聯網將幫助中國提升GDP增長率0.3-1.0個百分點。這就意味著，在這十幾年中，互聯網將有可能在中國GDP增長總量中貢獻7%到22%，到2025年，這相當于每年4萬億元到14萬億元人民幣的年GDP總量。”

　　互聯網發展對GDP的貢獻是顯著的，這種貢獻是通過產業化實現的，這主要體現在互聯網產業的GDP貢獻和互聯網產業作用于各行各業帶來的GDP貢獻。然而從轉型角度看，互聯網最主要的貢獻還不光在于GDP貢獻，而在于它會促進整體經濟的服務化，提高經濟增長與發展的質量，提高經濟附加值，從而推動中國從GDP“做大”，向附加值“做強”，向質量上“做優”轉型。經濟服務化與經濟產業化在貢獻上的最大的區別在于，它有助于在GDP增速下降的條件下提高就業。因此向總理匯報成績可以說：我們沒有依靠GDP增速，就實現了就業連年增加。這在當前，是比GDP增長更大的貢獻。

　　《轉型》并沒有僅僅從GDP這一個點上總結互聯網的貢獻，它的點晴之筆在這句話上：“互聯網不僅可以成為未來幾年中國經濟的新引擎之一，更加重要的是，它還將改變經濟增長的模式。”理解互聯網改變經濟增長模式，是理解《轉型》的關鍵。比較產業化與服務化兩種不同模式，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互聯網 或數字化轉型的實質。

　　首先，“化”是指生產方式轉變，而不僅僅是產業現象。正如工業化不僅僅是工業本身發展，而且是經濟從小農化轉向產業化一樣；數字化轉型也不僅是數字技術相關產業的發展，而是國民經濟從數量型的產業化向質量型的服務化的轉變。

　　在歷史上，工業經濟的全面發展也有一個類似過程。最初只是工業發展，直接增進了GDP。相當于現在的信息產業發展，直接增進了GDP。接著，工業變成工業化，化可以當作生產方式轉變理解，隨著工業技術的普遍應用，工業化意味著農業和工業都按照工業的生產方式，也就是產業化的方式發展。隨著信息技術的普遍應用，農業、工業和服務業，都開始按照信息生產方式，也就是服務化（差異化）的方式發展。互聯網本質上就是互聯網產業走出自身，推動各行各業按信息方式（如小批量多品種方式）生產的過程。例如互聯網金融推動銀行從三大貨款向小微貨款的轉變，就是一種生產方式的轉變。

　　二、經濟數字化意味著經濟信任化

　　近來不少互聯網巨頭將投資領域擴張到互聯網以外的傳統行業。中國的數字化轉型，為什么會伴以互聯網 這樣的現象呢？

　　1、信任中介的出現與廣泛滲透

　　其實歷史上金融資本向各行各業的擴張，是同類現象。比較二者，有助于加強我們的理解。金融資本的擴張，本質上是貨幣力量的擴張，引起工業經濟從工業發展到各行各業工業化的轉型；而互聯網資本的擴張，本質上是信息力量的擴張，帶來信息經濟從信息業發展到各行各業信息化的轉型。

　　透過現象看本質，擴張中的信息力量并非信息技術力量，而是信息資本的力量。其中最核心的信息資本就是信任。互聯網背后伴隨的是信任這種信息資本擴張的過程。今天看來，阿里巴巴發展出支付寶，具有特別的意義。它為信任找到了一個支點。就象當年紙幣為一般等價物找到一個支點一樣。如果說貨幣經濟的本質特征是貨幣作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發揮作用，那么，當信息經濟全面發展，數字化轉型完成時，灌注了信任“幣值”的信息開始具有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作用。例如，支付寶成為以信任為內容的價值尺度和流通中介。

　　中國的數字化轉型從深層看正是信任關系的全面擴張。這種信任不同于貨幣經濟下的信用。其不同于信用的特點，一是信息對稱（透明），二是信息對等（去中心化、P2P）；三是不可轉移（存在于關系中，是社會資本）。

　　互聯網中有一個不可逆的現象，凡是互聯網沖擊之處，所在行業都在從信息不對稱向信息對稱方向轉變，而不是相反；所在行業的微觀基礎，都從原子契約式的發展向關系信任式的發展轉變，而不是相反。互聯網帶來了社會資本，說得通俗一些，使人們的生意世界從不透明的生人世界轉向透明的熟人世界。

　　狹義的信任，只是買賣兩造之間的信任，也就是支付寶所體現的信任。但廣義的信任——這種信任足以同資本和勞動并列，作為生產函數的余值（這是福山、佩雷菲特的觀點）——是相對于物質力量的“人的力量”（如熊彼特、費爾普斯所說的創新，個人能動性等），它是支付寶所代表的力量向各行各業全面滲透后所體現的基于信息透明的商業誠信。用我的話來說，信任是濕的力量（“未來是濕的”），它隱喻的是所有不能物化的力量。經濟由物質投資驅動，還是由這種不能物化的力量驅動，是轉型的最大看點。

　　金融資本，可以讀如“不信任”資本（意思是沒有信任仍然起作用的資本，是“干”的資本）；信息資本，可以讀如信任資本（意思是只有通過人才能起作用的資本，是“濕”的資本）。信任是相對于契約而言的。貨幣的原型是契約，它假定人與人的關系是互不相識，互不信任，是原子論的。它是為不信任條件下成交準備的中介。而信任正好相反，它假定的人與人的關系是相互認識，相互信任，是關系論的（關系又稱互聯，關系網又稱互聯網）。

　　信息、數字這些技術上的東西，相對于信用，就好比紙幣相對于貨幣價值的關系。談數字化不到位的最大表現，就是把錢理解成了紙——把信用意義上的信息理解成技術意義上的信息。而信任又是信用的資本化形態（學名叫社會資本），它與信用的關系，相當于利息之于貨幣的關系。信用評級（好評率與差評率），就相當于這種資本的價格，相當于利率。

　　與小農時代的信任不同，它不要求兩造真的在一個實體的村里認識，只需要通過信用評級，使雙方的關系達到熟人的水平。在支付寶作用下，生人之間達到“好象熟人”那樣的信任。或干脆象微信那樣，由熟人介紹生人，把生人變成熟人，向熟人的熟人擴展信任關系。

　　2、新的經濟動力與信任經濟的形成

　　如果說，工業經濟的全面發展，以國民經濟完全貨幣化為標志，那么，信息經濟的全面發展，將以國民經濟完全信任化為標志。阿里巴巴滲入各行各業的過程，類同于當年金融業整合各行各業的過程，區別僅在于第二次浪潮化與第三次浪潮化。數字化或者第三次浪潮化，客觀上將是信任經濟與信任社會形成的過程。

　　《轉型》指出：”過去20年來，中國依靠巨額資本投資和勞動力擴張的增長方式在長期來看是不可持續的。而互聯網能夠在生產力、創新和消費等各方面為GDP增長提供新的動力。” 這種新的動力是什么呢？

　　法國的阿蘭.佩雷菲特在《信任社會》一書中，有一個很好的解釋，他把這種動力概括為信任，他說：“經濟史資料，諸如原料、資本、勞動力、生產關系、投資、貿易、銷售、增長率等，迄今為止一直被置于闡釋發展的中心地位”；但是發展動力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卻在于把信任置于發展動力的核心，“對人持信任還是懷疑態度”，“對發展起決定性影響”，“我們的假設是，發展的動力最終存在于對個人能動性，對探索和創新的自由抱有的信心之中”。

　　信任為什么重要？從學理上來說，信任的作用在于降低締約交易費用。大白話叫“世上沒有難做的生意”。交易費用相當于給媒人的彩禮。生意難做就是交易費用過高。人們往往只注意到制造業可能出現產能過剩，但較少注意到工業化的彩禮已達到GDP一半以上這個更大弊端。對于中國來說，50多萬億的GDP，就有25萬億花在給中間人“彩禮”上。對于美國來說，財富賺一半，另一半都交給華爾街這樣的中間人。華爾街在最極端情況下，可以既攪黃了生意，又照拿“彩禮”。人們管這種現象叫國際金融危機。

　　在這個時代背景下，信任經濟應運而生。信任就成為數字化紙幣的幣值所在，成為數字化技術背后內在的人的動因（“濕”的動因）。信任經濟不同工業化的信用經濟（金融經濟），數字化的信任是建立在P2P對等、信息對稱條件下的。金融經濟的信用掌握在華爾街印鈔機上面，是信息不對稱、利益不對等的。數字化的信任，不是集中的，而是分散的，不是信息不對稱的，而是信息透明化的，因此它本質上只能由人心決定，而不是能由金融當局決定。這也是互聯網金融背后的信用為什么與央行的貨幣量、貨幣價格無關（不直接相關）的道理。

　　從佩雷菲特定義的廣義信任來說，數字化轉型實質是物質驅動（干的力量驅動）向人本驅動（濕的力量驅動）的轉型。沒有消費者力量的驅動（C2B驅動）就談不上透明與信任；沒有創新驅動也談不上信任；沒有勞動者創造力的發揮，更談不上信任。

　　正如整體經濟的貨幣化并沒有使金融企業獨霸市場一樣，整體經濟的信任化也不會使互聯網企業獨霸市場。事實上，在信息經濟的全面發展中，所有企業都將是互聯網企業。這時候發生的最大變化，不是外在的技術變化，而是內在的商業變化，是所有企業、各行各業都要基于人心來運行，而不再僅僅是所謂的投資驅動。從這個意義上說，數字化轉型是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

　　三、經濟數字化意味著經濟效能化

　　《轉型》指出：“由于互聯網加快了有效市場機制的形成，加強了競爭，最具效率的企業得以更快地勝出。同時，互聯網讓信息更為透明，有助于優化投資決策，讓資本配置更為有效。它還可以推動勞動力技能提升、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降低價格、讓人們獲取信息更為便捷，以及帶來各種各樣的便利創造消費者剩余。上述轉變會帶來某些沖擊，但最終將有助于中國實現更為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我們可以進一步深化這個觀點。

　　如何理解“互聯網加快了有效市場機制的形成”？市場機制是一種隱喻，隱喻的是以價格為核心配置資源。與之相對的是配置資源的政府機制。但網絡本身是一種既不同于市場，也不同于政府的資源配置機制。說網絡形成“市場機制”，不免有語義矛盾。

　　首先，與市場機制一樣，網絡扁平化地配置資源，在這點上有別于政府機制；但它可以結構化地優化公共產品資源配置（例如免費模式），又有別于市場機制。其次，市場機制主要以定量的價格為手段配置資源；但網絡機制主要以定性的信息為手段（包括語言、非結構化數據）配置資源，可以直接精準配置價格所無法配置的資源（如品質、體驗）。

　　表現在競爭上，它更適合差異化競爭中具有沉淀成本的可競爭（Contestable）狀態，而非同質化的完全競爭狀態，表現為平臺類似“自然壟斷”，而應用（APP）完全競爭；提高的是效能（相對于差異化的效率，即低成本個性化），而不僅是一般效率（低成本同質化），表現為效率與多樣性并重；提高勞動的多樣性產出（如創新，因此具有更高附加值），而可能不僅僅是“勞動生產率”（相反，在未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情況下，還存在鮑莫爾所說的“成本病”），表現為不僅直接創造更多就業，而且可能提供創造性勞動的工作機會（如創客）并且在一次分配中實現公平（例如蘋果商店模式中APP得到三七分成中的70%，而無需轉移支付）。

　　互聯網作為產業互聯網化的過程，不能理解為是互聯網產業在搶各行各業的飯碗。互聯網企業介入各行各業所起的客觀作用，是在發揮生產方式上的鯰魚效應，將新舊生產方式的比較以效果形式向整體經濟顯示出來，從而推動舊的生產方式向新的生產方式演變。比如100元的圖書在網上賣50元還有錢可掙，說明層層加價膨脹中間環節利益的迂回生產方式，在效果上不如生產者與消費者通過互聯網快速拉近距離的直接生產方式。

　　如果傳統圖書行業主動轉型，并沒有什么技術和法律上的障礙，妨礙他們做與網上圖書銷售競爭者同樣的事。如果傳統業者把握了互聯網生產方式的競爭實質在于從效率向效能轉變，他們甚至可以超越那些不開竅的互聯網業者。

　　例如，傳統實體星巴克咖啡為了試驗咖啡不賺錢后的轉型途徑，曾試驗經營圖書。當互聯網業者還沉迷于版權模式時，星巴克咖啡大膽嘗試“版權免費，服務增值”模式。由服務員充當圖書“編輯”，針對目標客戶定制若干主題詞，在煮咖啡的五分鐘內，將經典作品迅速排列組合成獨一無二的“書”，隨咖啡送到顧客面前，從而提高了服務附加值。試驗結果，三個月“賣”出6萬本“書”。星巴克咖啡由此知道自己不會倒閉了。在這里，星巴克咖啡采取的是“產品免費，服務收費”的模式，其實就是云計算中的SaaS模式。其要點不在于效率（印出多少冊同樣的書），而在效能（低成本地印出只賣一本的書）。互聯網企業只知云計算的技術，但沒有把它內化為云服務的商業模式，但傳統企業反而率先活學活用了。說明一個道理：沒有傳統產業，只有時代的產業。一二三產業都可以用數字化的生產方式經營，都可以跟上時代。例如，農業以產業化方式經營，就在工業化時代；以服務化方式經營，就進入到數字化時代。中國的數字化轉型，本質上是在幫助中國的各行各業跟上信息時代，而不是互聯網一個行業的事。

　　中國的數字化轉型還有漫長的路要走，真正轉到位，還不是《轉型》現在刻劃的這個狀態，而是個性化的“情境定價”實現后的狀態。那時候，關于市場機制，人們在說“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還要補上一句，“發揮網絡在配置資源中的主導性作用”。無疑，互聯網將加快有效能的資源配置機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