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行業債轉股再傳捷報。

日前，山西省政府發布消息稱，山西省國有資本投資有限公司與同煤集團、晉能集團等7家省屬國企簽約完成了該省國有企業首批百億元市場化債轉股項目。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債轉股是助力煤企脫困、防控債務風險的有效措施。目前多地都在積極部署債轉股項目，但在實際執行中，落地項目卻僅為10%左右。如何破解落地難問題，成為煤企實施債轉股的最大挑戰。

市場化資金占主導

記者了解到，此次山西百億元債轉股項目資金主要由政府資金和市場化的社會資金兩部分組成，市場化資金占主導。

其中，政府資金主要牽頭組織、統籌省屬同煤集團、陽煤集團、潞安集團、太重集團、晉能集團、山煤集團、國新能源等7家大型企業，由晉商信用增進公司、晉陽資產管理公司配套劣后資金，由晉信資本管理公司作為基金管理人，發起設立首批30億元山西省國有企業聯合債轉股專項基金。

同時，吸引社會資金參與市場化債轉股，由山西國投對接資本市場，以市場化方式配套發行70億元債轉股專項債。

“從煤企角度看，債轉股可以為煤企節省財務費用，提高經濟效益，降低負債率，增強融資能力。”參與此次債轉股簽約的一家煤企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

作為化解關閉退出煤礦資產和煤企債務風險的有效措施，債轉股得到了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2016年10月，國務院下發《關于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及《關于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支持有較好發展前景、暫時困難的優質煤企通過債轉股方式實現脫困、升級。

隨后，諸多煤企紛紛部署債轉股。記者粗略統計，截至目前，已有山東能源集團、陜煤集團、淮南礦業集團、淮北礦業集團、焦煤集團、同煤集團、陽煤集團、中國平煤神馬集團、兗礦集團、冀中能源集團和原六枝工礦集團等多家煤企與銀行簽約債轉股項目。

執行難落地成普遍問題

“目前我們正在核定資產，預計10月份就能拿到市場上發債。”上述煤企負責人透露。

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債轉股項目的實施效率都很高。

事實上，這已不是山西首次組織債轉股項目簽約。在去年的銀行業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山西銀監局副局長王志剛就稱，截至2017年9月，山西省7家銀行已與7家煤炭、鋼鐵企業達成市場化債轉股意向1120億元，已落地資金158億元。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實際落地資金數額相對于意向簽約額來說，相差甚遠。

山西的情況并非個案。

記者獲得的一份數據顯示，目前，煤企債轉股簽約規模約3500多億元，占總簽約債轉股規模的20%多，但資金到位率僅為一成左右。

“落地難是制約債轉股實施效果的最大困境。”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認為，債轉股落地難主要受四方面因素制約：

“首當其沖的是資金籌集難。”該人士表示，實施債轉股需大量資金。動輒上億元的注入資金，對銀行來說是一大風險源。在銀根收緊、著力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大環境下，銀行不敢貿然涉足其中;而債轉股周期較長，一般需要5年時間，對追逐短平快投資的民間資本來說，也很難有太大吸引力。

該人士還透露，目前簽訂的債轉股多屬“明股實債”。銀行一般會與企業簽署“有息債轉股”協議。雖然是債權轉股權，但不分紅，銀行每年要從企業身上獲得大概5%的固定收益。“明股實債”可短期內降低企業負債率，增加資金供給，但實際只是將企業和金融機構的風險向后延伸。同時，從賬面上講，“有息債轉股”協議貌似降低了企業的負債率，但實際上卻擴大了煤企納稅基數，企業的留存利潤反而減少。

此外，“一企多債”現象盤根錯節，也掣肘債轉股落地。許多煤企債務涉及十幾家甚至更多的金融機構，但債轉股只能由一家銀行實施，這就要求一家銀行把所有債權“攬”下來，收購價格和談判的難度大。

同時，該人士介紹，債轉股的退出機制也待完善。目前我國資本市場尚未成熟，對企業股權轉讓、股票上市等也有種種限制，加之轉股對象的國有屬性，在退出上有較大障礙。

多項政策癥結亟待破題

中國煤炭工業協會會長王顯政于近日表示：“煤炭行業退出產能、煤礦關閉，職工安置任務越來越重，難度越來越大。特別是職工安置、資產處置、債務處理都出現了新情況。”

國家發改委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我國煤礦數量已從2015年的1.08萬處降至7000處左右，數目眾多的退出煤礦大都逃不過債務問題的“糾纏”。

同時，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今年上半年，我國規模以上煤企負債合計36042.9億元，而同期利潤總額僅為1576.8億元，資產負債率達66%，仍處較高水平。

那么，如何才能推動煤炭行業債轉股有效落地?

對此，陜西一家煤企負責人表示，希望國家健全關于金融監管及市場化債轉股的頂層設計體系，解決法律和制度層面的障礙，修改現有商業銀行法或相關條款，以利于銀行直接持有企業股權，減少中間環節，簡化交易程序，降低融資成本，方便實務操作;同時完善債轉股涉稅方面政策，明晰納稅辦法，使稅務部門和納稅企業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河北某大型煤企負責人則建議，債轉股需在法制化、市場化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標準，在綜合考量企業經濟指標、行業地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和作用、可持續發展能力、市場地位等基礎上，制定債轉股企業標準，明確指導目錄。同時，進一步加強政策引導，制定可操作性政策措施，解決好市場化債轉股中轉股價格確定、轉股路徑選擇等核心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