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西省新修訂的《山西省大氣污染防治條例》(下稱《條例》)通過表決，并將于2019年1月1日正式施行。《條例》提出，將在該省“實行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制度，逐步調整能源結構，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

為什么要以立法的形式控煤?“煤都”控煤能否實現?又將面臨哪些困難?還有哪些工作需要細化?記者近日就此進行了采訪調研。

多項數據“觸目驚心”

據山西省環保廳大氣處處長賀中偉介紹，今年1-8月，山西省大氣環境綜合指數和二氧化硫濃度排名全國倒數第一。其中，1-7月全國169個重點城市空氣質量排名最差的20個城市中，山西占了7個。“影響山西空氣質量改善最重要的原因，是嚴重依賴重工業的產業結構和高煤耗占比的能源結構。”

據介紹，山西省能源消費中煤炭所占比重長期高達80%以上，以全國1.6%的國土面積，消耗著全國約10%的煤炭量，單位面積耗費量是全國平均水平的5倍左右，冬季燃煤散燒問題尤為嚴重。

“2017年，山西省煤炭消費占比高達84.6%，已是全國最高水平。”山西省生態環境研究中心主任袁進在此前召開的山西省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及能源轉型研討會上介紹，焦化、煤電是山西耗煤的最大行業，占比達70%以上，而且自2005年至今，焦化和煤電的耗煤量長期保持相對穩定的水平，這兩大行業煤炭消費量的變化影響著山西煤炭消費總量的變化趨勢。

相關數據顯示，受高煤炭消費量的影響，2017年山西二氧化碳排放總量4.92億噸，人均碳排放強度是全國的1.8倍，單位GDP的排放量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其中，煤炭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省排放總量的69%。

既定目標難以實現

事實上，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在山西已經施行多年。盡管《條例》并沒有明確設定減量目標，只提出從省級到設區市、縣制定相應煤炭消費總量控制計劃并組織實施，但該省此前發布的《山西省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下稱《計劃》)提出，到2020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下降到80%，下降幅度領先全國。京津冀及周邊地區4市和汾渭平原4市煤炭消費總量實現負增長。

煤炭消費占比如此高，山西的煤控能否進展順利?

袁進認為，山西省的煤炭消費總量控制面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能源消費高度依賴煤炭、新能源發展滯后、能源科技創新能力欠缺、資源環境約束趨緊、新舊動能轉化動力不足等一系列挑戰。

“總體上來看，山西煤控政策的推進是跟著國家政策的節拍走，沒有落下步伐，但這項工作很大程度是被動的推進中。在國家推進煤控政策的背景下，考慮到山西省煤炭能源結構和煤炭經濟結構的特殊問題，需要盡快開展相關研究。”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對記者表示。

該人士進一步表示，《計劃》中提出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4市和汾渭平原4市煤炭消費總量實現負增長”這一目標的實現難度很大。該人士介紹，由于受產業結構布局影響，這8個市的煤電和焦化兩大行業占比非常大。以陽泉為例，該市焦炭消費基數較小，但火電消費基數則偏大，企穩發電小時數又較低。在此情況下，要實現該市的煤炭消費負增長難度很大。

記者了解到，在2017年的考核中，山西屬于“京津冀及周邊地區4市”的城市中，只有太原完成了煤炭消費總量負增長的任務，其他三市都沒有完成。

轉型之路任重道遠

前述業內人士認為，如果繼續按照山西此前煤炭消費占比每年1%的下降額度，2020年肯定完不成降至80%的任務。但從整個能源結構來看，在油氣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在短期內潛力不是很大的情況下，通過煤炭的內部消費結構調整以及產業結構調整，煤炭消費總量控制仍有可能取得較大進步。

煤炭科學研究總院戰略規劃研究院副院長吳立新認為，山西省的煤炭消費總量控制涉及能源和產業轉型升級的問題。目前山西省的很多城市正處于成熟穩定向衰退期過渡的階段，會遇到一些資源、管理體制、觀念問題，所以必須主動、深入、全面轉型。

“作為煤炭主產區的山西長久以來能源消費以煤為主，不能把煤完全丟掉，煤炭還是轉型的基礎，通過我們對現有的煤炭的產能升級，并與當地的一些相關產業協同，從而形成新的動能。”吳立新表示。

“還是建議相關部門一定要加強煤控的基礎性問題研究，體現山西省煤控政策實施的地方特性。”袁進認為，要推動山西的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就要實行更加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提高煤控工作的主動性，并制定更加務實的重點行業指導政策，防控煤炭相關產業政策風險，同時科學推進城鄉清潔采暖計劃，確保散煤污染治理效果。國網山西省電力公司電力科學研究院一位不愿具名的高級工程師則認為，減少煤炭消費量的一個重要途徑是把擴大燃煤發電在煤炭消費中的占比，雖然目前煤電存在產能過剩風險，但在“上大壓小”的同時也要注意，一般電力的增長速度要比國家經濟增長發展速度高一些，電力超前發展一點，才能保證經濟發展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