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眾矚目的《巴黎協定》正式生效，它是繼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1997年《京都議定書》之后，人類歷史上應對氣候變化的第三個里程碑式的法律文本，也意味著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新紀元有望在本世紀正式開啟。與此同時，《巴黎協定》的簽訂，也給我國風電產業帶來了機遇與挑戰。風電產業在“后《巴黎協定》時代”和“十三五”時期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記者在前不久落幕的風能大會暨展覽會上，聽到了部分業內人士的觀點。

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秦海巖：

非水可再生能源電源

要承擔重要發展責任

我國簽署《巴黎協定》意味著我國對國際社會關于大力發展新能源、促進低碳轉型的莊嚴承諾，已經成為中央和各級政府必須合力完成的法定義務。同時，面對化石能源使用導致的霧霾等日益不能承受的環境問題，我國只有跨越油氣時代，直接進入可再生能源時代，才能實現經濟社會的低碳、綠色、可持續增長。為此，黨中央和國務院明確提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的目標。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等權威機構的測算，要確保實現這些目標，非水可再生能源電源要承擔重要發展責任。

全球風能理事會秘書長蘇思譙：

技術的具體操作方面

還需要有更多進步

我國風電現在占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裝機容量，但是美國裝機容量只有中國的一半(風電)，但是產生的電卻比中國更多，這也是一個很驚人的事實，這或是到2016年底都會存在的情況。美國的裝機容量沒有中國多但是發電要比中國多，這也是中國未來需要解決的根本性的問題。

IEA講過2攝氏度的目標，這對整個產業來說，都意味著非常大的犧牲。但是如果不作出這些改變的話，到2050年是不可能實現這個目標的，現在很多技術已經準備好了，但是具體操作方面還需要有更多的進步，這都是需要激勵政策的。電力行業是對氣候影響最大的行業，在全球來說，政府應該意識到這一點，它需要作一些非常艱難的決策。比如，第十個五年計劃的時候，中國當時說，要去淘汰一些小型的火電廠，但是這只是當時很短的一段時間內實施的政策。現在開始出現了一些新的技術，比如先進的電網管理，2016年也出現了很多新技術，因此，我們其實需要解決的并不單單是技術方面的問題，還有在行政管理和經濟方面的挑戰。

水電水利規劃設計總院新能源部副主任王雯雪：

不建議現階段給東西部

差別化的非化石能源指標

首先，非常看好未來五到十年風電發展的前景。具體到執行層面，如何讓政府主體、市場主體接受更多可再生能源?建議按照每個季度或者每半年以這樣為一個時間節點，定期公開的讓數據透明化，公開把全國各個省、各大企業完成的非化石指標向社會進行公示。可以想到，像云南甚至青海這樣的省份，是可以達到這個指標的，但是對于有一些用能大省，尤其是東部大省，要達到相關指標反而會比較困難。盡管如此，并不建議在現階段給予東西部差別化的非化石指標，因為非化石占比15%和20%是對全國范圍都適用的。

通過這種完成國家承諾程度的方式，可以從某種程度上來刺激東部、中部重點用能省份對于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如今我國北部、西部的大規模風電建設所遇到的棄風問題，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對風能的市場需求不足，如果山東、江蘇、浙江這些用能大省能夠主動提出，輸入這些省份的電力無論是特高壓還是超高壓，都應該有多少來自于可再生能源的比例。這樣，就可以通過送端、售端和電網公司一起來解決棄風的問題。只要有了市場主體積極的意愿，很多問題就可以解決了。比如調峰，像很多調峰壓不到很低的情況或許就能解決了。

如果大家形成了一定的共識，從送端來說，開機組合是完全可以改變的，開機組合改變以后，調峰能力也會得到釋放，所以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有很多種。最主要還是要通過實現承諾讓各個有能力接受風電的市場主體把意愿充分釋放，這是解決目前問題的根本途徑。

根據全國消納能力的測算，如果跨區的送電通道確實可以按照規劃設想的配比來實現，2.5億千瓦這樣的指標不是沒有可能實現的。技術上，經過了我們的測算，國家電網的體系和其他的研究機構體系都經過了反復論證，結論是一致的，現在就需要市場主體的主動性來實現它。